| 資本主義批判: 為什麼要生態革命?─資本主義: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 [文：佛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譯：杜繼平] (轉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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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生態革命?─資本主義: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 [文：佛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譯：杜繼平] (轉戰) 韓森認為，煤炭的燃燒必須停止，以讓碳排放量盡快地降低到零。圖為2009年10月，英國英格蘭中部拉特克利的德國E.ON能源公司燃煤發電廠外，一場抗議燃煤造成氣候變遷的示威活動中，警員驅趕一名裝扮成小丑的抗議人士。 本文是上期《為什麼要生態革命？》的續文。作者在批判技術拜物教與市場拜物教之後，繼續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剖析資本主義的侷限以及生態危機的深層因素。 作者佛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美國奧瑞岡大學教授，也是著名左翼刊物《每月評論》的主編。本文提到資本積累的必然發展把社會越來越多的財富與權力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並產生大量失業的產業後備軍。同時，伴隨著勞動的更加異化，剝奪人類的創造潛力，也經常剝奪人類再生產身體所必不可缺的環境條件。 作者引馬克思的話，提到「工廠體系」變成了對工人在勞動時的生活條件系統的掠奪，也就是對空間、空氣、陽光以及對保護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系統的掠奪……資本毫不考慮工人的健康與壽命，不考慮或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除非社會逼迫它考慮。這些論點，在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事件之後，豈不更加令人警醒！ -------------------------------------------------- 實際上，資本主義可被定義為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要了解原因，求教於馬克思頗有助益。馬克思整個知識總匯的核心，可以詮釋為對無法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及其人類與自然後果的批判。 「資本」是不受羈絆的欲望 馬克思解釋說，資本主義是個商品生產普遍化的體系。在資本主義之前，有商品市場發揮重要作用的其他種類的社會，但只有在資本主義才出現完全集中於商品生產的體系。「商品」是為了在市場銷售獲利而生產的有用產品。我們稱之為「有用產品」是因為它有使用價值，即它通常能拿來作某種用途，否則就不需要它了。但商品還有交換價值，即由它產生的貨幣收入與利潤，正是商品中的交換價值才是資本家所關心的。 馬克思所說的「簡單商品生產」是個理想化的經濟形態，經常被誤以為是描述我們生存其間的社會，這種社會的交換體系是這樣的：一個具有某種使用價值的商品被拿來與充當交易手段的貨幣交換，取得貨幣的售賣者最後再拿貨幣去買另一種具有使用價值的商品。整個從頭至尾的交換過程可用C（商品）─M（貨幣）─C（商品）的簡明公式來表示。在這樣的過程中，交換只是物物交易經過變換的形式，貨幣只為便於交換。交換的目的是取得具有特質屬性的具體使用價值。這些使用價值通常會被消費掉，於是交換過程就此終結。 然而，馬克思堅稱，實際上，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以不同的方式運行，交換採取的形式是M-C-M′。在這裏，貨幣資本（M）是用來購買商品（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出能賣得更多貨幣的商品，最終取得 M′（即：M +Δm，貨幣資本+剩餘價值）。這個過程一旦啟動，就不會自行停止，因為它沒有自然的終點。為了產生更多的貨幣資本M′′，剩餘價值（即利潤）再投資到下一輪的生產與銷售；得到的收益為了獲取M′′′，又會再投資到下一回的生產與銷售，如此循環不已，以至無窮。 因此，對馬克思來說，資本是自我擴大的價值，不斷被驅向更大規模的積累，沒有止境。「資本」，他寫道：「是無休無止、不受羈絆的欲望，不斷力圖超越自己的限制。每一條界限都是並且必然〔只〕是對它的限制，〔因而是可以被超越的〕。否則它就不再是資本──自我生產的貨幣了。」因此它把所有的自然物與自然規律以及一切人所獨有的東西轉化成僅是它本身自我擴張的手段。結果造成了一個被框定在利潤的快速增長與積累的體系。「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 「工廠體系」掠奪工人安全與健康 只要想解釋剩餘價值（利潤）從何而來，就必須穿透交換過程的表面現象，深入到勞動與生產的領域中去。馬克思論證說，在勞工的工作日中增加的價值可劃分為兩部份：（1）再生產勞動力價值的部份（即工人的工資），這構成必要的勞動；（2）在工作日的其餘時間所耗費的勞動，可被視為剩餘勞動，這部份為資本家產生剩餘價值（或說毛利潤）。利潤因此應視為在支付工資後，剩下來的餘額──這點每個生意人憑直覺便可了解。在工作日中，剩餘（即未付工資的）勞動對必要（即支付工資的）勞動的比率，對馬克思來說，就是剝削率。 這個過程的必然發展結果就是依靠有效的剝削人的勞動力，增加所佔有的剩餘價值。這可用兩種方法達成：（1）勞工領同樣的工資但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即只藉加長全部的勞動時間，增加剩餘勞動在工作日中的比率（馬克思稱此為「絕對剩餘價值」）；（2）勞動力的價值，即相當於工資的價值，在較短的時間內產生出來（由於勞動生產率增加等等因素），從而擴大了剩餘勞動在工作日中相應的比率，（馬克思稱此為「相對剩餘價值」）。 資本主義永不懈怠的追求更大的（相對）剩餘價值，為了提高生產率與降低工作日中的付酬比率，便要依靠革新生產資料。這無法遏止地導致一次又一次的生產革命，一波又一波的生產率提高，造成永不休止的生產/積累的車輪不住加速滾動。資本積累的必然發展把社會越來越多的財富與權力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並產生大量失業的產業後備軍。 這全都伴隨著勞動的更加異化、剝奪人類的創造潛力，也經常剝奪人類再生產身體所必不可缺的環境條件。「工廠體系」，馬克思寫道：「變成了對工人在勞動時的生活條件系統的掠奪，也就是對空間、空氣、陽光以及對保護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系統的掠奪。」 對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家來說，從重農學派與亞當．斯密開始，自然界明白地被稱為賜給資本的「免費禮物」，自然資源因此不直接計入商品的交換價值（價值）的決定，而交換價值構成私人資本積累的基礎。不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卻確實認為自然資源構成公共財富，在他們看來，所有對人類有使用價值的東西都可謂為公共財富，不僅包括具有稀缺性質的東西（稀缺的東西才具交換價值），也包括天然豐裕的東西，如：空氣、水等等。 從這樣的區分中，出現了後來為人所知的「勞德代爾悖論」（the Lauderdale Paradox），這個悖論與梅特藍（James Maitland）的思想有關，梅特藍是第8代的勞德代爾伯爵（譯按：1759∼1839），1804年他說，私人的財富（交換價值）可藉破壞公共財富（使用價值）而擴大，即：藉著把原本豐裕的東西搞成稀缺的東西。這就是說，地主壟斷水源再對以前免費使用的水收取費用，個人的財富便可擴大──或者燒掉農作物（土地的產物）使農作物稀缺從而產生交換價值。甚至空氣本身，如果稀缺到一定程度，一旦可能被訂定價格，也可以擴大個人的財富。勞德代爾看出了那些壟斷土地與資源的私人，利用這種人為製造物質稀缺的手法掠奪社會的真實財富。 可以關閉太陽與星星 馬克思（步李嘉圖之後）強烈贊同「勞德代爾悖論」，及這個悖論對私人財富與公共財富此長彼消的反比關係的批評。馬克思堅稱，自然界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體系下，被化為僅僅是資本的免費禮物，因而遭資本掠奪。實際上，工人的工作日中有一部份沒有付酬，變成了資本家佔有的剩餘價值，這個事實表示，類似自然界的情況也符合本身是「自然力」的人類勞動力。「雇傭工人只有為資本家白白地勞動一定的時間，才被允許為維持自己的生存而勞動，就是說，才被允許生存，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中心問題，就是用延長工作日，或者提高生產率，增強勞動力的緊張程度等等辦法，來增加這個無償勞動。」自然界與工人的無酬勞動就這樣以類似的方式被視為給資本的免費禮物。 由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有這樣的批評，馬克思又把它發揮到極致，因此後來主要作用是充當資本主義體系辯護士的新古典經濟學者，會拒絕古典的價值理論與「勞德代爾悖論」，也就不足為奇了。19世紀末出現的新邊際學派經濟學正統理論，抹除了經濟學中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財富與價值之間的所有正式區別。在通行的經濟學觀點中，自然資源對財富的貢獻給逕自勾消了。然而，少數異端的經濟學家，包括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樊布倫（Thorstein Veblen）、索迪（Frederick Soddy），堅持認為，拒不承認自然資源對財富的貢獻只會鼓勵資本主義體系特有的揮霍公共資源。「有點類如為虧損夢魘所困的會計師」，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寫到受財務盈虧驅動的資本主義體系時說：「我們可以關閉太陽與星星，因為它們沒有配發紅利。」 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掠奪自然界具體可見於資本主義造成人類─土地之間的新陳代謝出現裂痕，自然條件的再生產由此而受到損害。他從生態學的角度把勞動過程定義為人類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的相互作用」。在資本主義下，農工產業的發展造成人類與地球之間天然和諧的新陳代謝關係有了衝突。把食物、纖維千里迢迢地運輸到城市，破壞了土壤中氮、磷、鉀之類的養分，最終造成城市的污染，而土壤本身的「組成部份」則遭到掠奪。這破壞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必須要加以「整體恢復」。雖然這已用自然科學極具說服力地闡明清楚了（例如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用化學知識所做的研究），但資本主義卻不可能在這個領域理性運用科學的原則。結果，資本主義的生產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資本毫不考慮工人的健康與壽命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這種無法持續發展的生產體系的批判，歸根到底是從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著手的，即：資本主義得以成為一種生產方式的歷史基礎。這可見諸「原始積累」，或曰對公有地（所有對土地的習慣權利）的剝奪，從而對工人本身的剝奪── 他們的生存手段。正是這種剝奪幫助工業資本主義奠立了根基。土地轉為私人財產，僅充當積累的手段，同時也就是破壞人類與土地之間的新陳代謝的基礎。 這個原始積累的過程在掠奪第三世界之際，甚至以更大更駭人的規模實行。奴隸貿易與攫取全球的土地、資源同時並行，所得的贓物全拿去餵養英格蘭與其他地方的工廠。各洲大陸（或說至少那些歐洲殖民制度所能穿透的部份）飽受摧殘。這個過程尚未完成，由於農工企業的擴張，外圍國家的農民失去土地，變成非農業人口，這構成當前社會與生態破壞的主要形式。（見馬克思《資本論》卷一） 馬克思的整個批判指出資本主義是個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的現實情況， 這個體系立足於不停剝削、掠奪人與自然界。正如他所說的：「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毫不考慮工人的健康與壽命〔或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除非社會逼迫它考慮。」（見馬克思《資本論》卷一） 他在《資本論》中嘲諷說，德國人改進了風車（這種新型風車後來被荷蘭人採用），首先關切的事之一竟是誰為「風的『所有者』」，斐特烈一世皇帝、貴族與教士三方面為此發生了一場無謂的爭論。近來，這個對以前想把空氣變成商品的評論有了更為諷刺的色彩──在市場（美國前副總統高爾自己指稱為「次級碳資產」市場）正促成產生有關地球大氣的投機泡沫之際。 如果上述的論證是正確的，人類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艱困任務。一方面，我們正面對一個滅絕危機的問題，這個危機危及地球上大部份的生命、文明及未來世代的生存。另一方面，想用技術手段、市場魔法及「可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的觀念來解決這個危機的企圖，都只不過是否認生態危機的形式：因為他們忽視了目前這個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資本主義內在固有的毀滅性質。這表示唯一的合理對策在於一場生態革命，這也必須是場旨在創造公平而永續的社會的社會革命。 號召大規模的「公民抵抗運動」 在當前危急的情勢下處理生態革命的問題，短期與長期策略俱屬必要，而且應該相互補充。一個主要針對工業化世界的短期策略已由韓森（James Hansen）提出。他從他所說的一個「地理物理學的事實」發端：尚存的大部份礦物燃料，特別是煤碳，必須留在地下，碳排放量必須盡可能快地降低到零。他提議三個方法：（1）煤炭的燃燒必須停止（除非碳能被隔離──這目前技術上做不到）；（2）應在礦物燃料的生產點：井口、礦場升降井或入口處，強制徵收累進稅，以逐步提高礦物燃料消費的價格，再把稅收當成紅利全部按月直接分配給人民；（3）需要引發一場浩大的全球運動，以終止毀壞森林並發動大規模的造林。 韓森力言，大多數人民的碳排放量都低於每人平均值，一旦他們附加的能源成本被減掉，會體驗到由碳紅利而來的淨收益，因此碳稅如能直接惠及人民，就可激起支持變革的巨大力量。這會有助於動員人民，特別是活在社會底層的人，贊同氣候革命。韓森「稅費與紅利」的方案明顯不是設計來增加既得利益集團的利潤。在這個計劃中，由碳稅來的任何收益都必須用民主的方式安排處理，好把收入與財富重分配給那些碳排放量較小者（窮人），而不給那些碳排量較大者（富人）。 韓森已在氣候鬥爭中浮現為一個領導人物，這不僅因為他的科學貢獻，也由於他認知到問題的根子是經濟權力的體系，以及他越來越激進地向權勢集團挑戰。因此，他宣稱「運載煤炭到發電廠的火車是死亡的列車。火力發電廠是死亡的工廠。」他批評像高爾這類遷就碳交易的人，難脫失敗。他舉證歷歷說，統治集團不願也不能有所作為，即表示奮死一搏的方法是必要的，他號召大規模的「公民抵抗運動」。2009年6月他因實行反對移除山頂開挖煤礦的公民抵抗運動，與其他31人被捕。 在制定立即反應氣候問題的策略時，認知到國家政權用政府法規與花錢的方案可以直接處理氣候危機，是很重要的。二氧化碳可被視為該由法律管制的空氣污染。電廠可被規定應日益由再生來源獲得能源。太陽能板可被納入建築法規的強制條款。國家政權可用它的資源支持公共環境的基礎設施與計劃的重大投資，包括：大量資助公共運輸，如城市間的鐵路與輕軌電車，同時實行必要的配套措施，變更城市發展與基礎設施，以降低對汽車的依賴。 從全球來說，生態鬥爭當然必須考量經濟與生態帝國主義的現實。由於處在世界體系中心的富裕國家的積累，大氣中可允許的碳濃度的限度已被佔滿。為了整個地球的生存，迫切需要強制限制碳排放量，貧窮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因此而正受到更大的限制──雖然地球暖化的問題並非不發達的經濟體造成的。地球南方的國家可能比北方國家更早也更嚴重地經歷氣候變化的後果，並且較少經濟資源可用來調整適應氣候變化。 生態革命的主力發自南方國家 這些情況都表示，非帝國主義而又較持久的世界對策起初要依靠所謂的「縮減與趨同」（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方案───急劇縮減整體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特別在富裕國家），並使所有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都趨向地球所可持續承受的同一水平。 然而，科學顯示，甚至低度的溫室氣體排放，地球可能也無法長期承受，因此必須發展出策略，讓外圍國家在經濟上有能力使用太陽能與可再生的科技──外圍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先穩後降，必須在社會關係上有徹底的變革，這樣的策略會加強那些變革。 對反帝國主義運動來說，主要的任務應是加強反對軍事支出（美國在2007年高達1千億美元）並終止政府對跨足全球的農工企業的補貼───這旨在如《巴馬科呼籲》（編按：the Bamako Appeal，是「世界社會論壇」的宣言之一。2006年元月世界社會論壇於馬利首府巴馬科召開前夕，與會者藉由紀念萬隆會議50週年的場合發表了《巴馬科呼籲》，在對資本主義提出分析和批判的同時，也重新審視全球南北生產關係的演變，並尋求組織動員工民力量的新模式。）所建議的，轉移這些錢到保護環境與滿足最貧窮國家的社會需要上。由於全球的公有地被帝國主義強權所掠奪，而且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每個階段，外圍國家都遭到劫掠，富裕國家欠了較貧窮國家一大筆生態債務，這點必須牢不可破地確立為世界正義的原則。 生態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發自南方國家，其標記是：「農民之路」運動（Vía Campesina movement）、像巴西「無地工人運動」（MST）的社會主義組織、正在拉丁美洲（ALBA國家）與亞洲（尼泊爾）進行的革命，這些都在日益壯大。自 1990年代，古巴就仿效能充分發揮能源效果的自然系統，設計出使農業可永續耕作的技術，運用到農業上，引發糧食生產的革命。委內瑞拉雖然因歷史的原因，是個經濟上倚賴石油銷售的石油大國，但近些年來，朝向旨在滿足集體需要的社會發展，已有不尋常的成就，包括在糧食主權上令人矚目的成就。 回顧歷史，記起這點是有益的：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推動者，因為它沒什麼可失去的，因此它在不僅消滅對它的壓迫，也消滅壓迫本身時，代表了普遍的利益。如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集中表現了現代社會一切違反人性的狀況……但是，無產階級不消滅它的生活條件，就不能解放自己，而不消滅概括表現在它本身處境的一切違反人性的社會生活，它就不能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論證說，由於壟斷本資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發展，「違反人性的狀況的集中點」從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轉移到外圍國家。史威齊（Paul Sweezy）認為，雖然馬克思所描述的無產階級的客觀狀況，不符合1960年代美歐國家經濟狀況較好的工人，但「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人口眾多、依附中心國的不發達國家裏，有更多得多的群眾」被強加給確實符合馬克思所說的嚴酷而違反人性的狀況。這有助於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越南、中國、古巴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形態。 「世代綿延的鏈條」被打斷 今天看來，我認為，新時代的生態革命的有歷史意義的主要推動者與發難者，可在首當其衝最直接受到逼近的浩劫傷害的第三世界民眾中發現，這點是可以想見的。今天生態的前線或可說將見於恆河─伯拉馬普特拉三角洲與印度洋及中國海的低窪肥沃海岸區的居民中──印度的喀拉拉邦、泰國、越南、印尼。他們也如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在避開（或應付）浩劫所必要的徹底變革中沒什麼可失去的。事實上，由於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與商品形式遍及全球，世界無產階級與最易遭受海平面上升之害的民眾（例如：珠江低窪三角洲與從深圳到廣州的廣東工業區域），有時是重合一體的。這樣，這些民眾就有構成新的環境無產階級的全球中心的潛在能量。 然而，我們現在深陷其中的真正全球危機，必須要有跨越一切地理疆界的世界起義。這意謂第三世界的生態與社會革命必須偕同或激發全球對抗帝國主義、阻止地球毀滅與遏制資本車輪的起義。環境的浩劫所及，將跨越所有的階級界線，一切的國家與地區概莫能免，也打斷了馬克思所說的「世代綿延的鏈條」，令人類萬劫不復，認識到這一點，便可徹底棄絕造成地球毀滅的我們活在其間的資本主義體制，並啟動人類四海一家與地球生生不息的新觀念。但真正的變革總是要由那些與現存的權力與財富體制最格格不入的人來發動。目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最有希望的發展是以青年為基礎、迅速崛起的氣候正義運動，這個運動在直接行動的動員與質疑當前的氣候談判上，正展現可觀的力量。 顯而易見，遍及全球的生態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建立一個實質平等的社會，也就是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兩者不但密不可分，而且相互提供了必要的內容。沒有不是社會主義的真正生態革命，也沒有不是生態革命的真正社會主義革命。 這表示必須要重新掌握馬克思本身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遠景，他所闡釋的是這樣一種社會：「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合理地支配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把它置於他們的集體控制之下……耗費最少的能量，在最無愧於也最適合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完成這種新陳代謝。」 瞭解生態與社會主義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的一種方式是從查維斯（Hugo Chávez，譯按：委內瑞拉總統）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基本三角」（這源自馬克思）的觀點，這三角是：（1）社會所有制；（2）由工人安排的社會生產；（3）社會所有成員的需要的滿足。如果社會主義要能成功，社會主義基本三角的所有成份缺一不可。「社會主義的基本三角」還應由更直接源自馬克思，可稱為「生態的基本三角」的觀點來補足並深化：（1）自然資源應由社會運用而非佔有；（2）由聯合的生產者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關係；（3）滿足共同的需要──不僅滿足當前的世代也要滿足未來的世代（以及生命本身）。 從鬥爭產生新的「有機人」 正如曼姆佛德（Lewis Mumford）1944年在他的《人的條件》（Condition of Man）一書所說，必要的生態轉型有賴於促進「基本的共產主義」，應用「家庭的標準到整個社會」，「根據每個人的需要而不是能力或生產的貢獻」，來分配福利。這意謂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專注於提供「教育、娛樂、醫療服務、公共衛生、藝術」，糧食生產、城鄉環境，以及一般說來，「集體的需要」。「基本的共產主義」的觀念是根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的實質平等的原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過，曼姆佛德也把這個觀念與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他最具社會主義思想的時期所想望的「穩定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穩定的國家」被視為一個不再投資本積累所好的經濟生產體系，社會的重點放在集體的發展與生活的品質。對曼姆佛德來說，這需要從鬥爭本身產生一種新的「有機人」。 21世紀的生態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基本要素是真正徹底的永續概念， 如馬克思所闡述的： 「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即奴隸制）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並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後，傳給後代。」 這樣一個永續、平等的社會的遠景必須規定當前的社會鬥爭；不僅因為這對人類的生存，從生態上來說，是必要的，也因為對人類自由的發展，從歷史來看，同樣是必要的。今天我們面對勉力鍛造一個新的有機革命的艱鉅任務，在這場革命中，為人類平等與為地球而戰的鬥爭正合而為一。我們只有一個前途：永續的人類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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