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評論: 談「變相公投」中的正面及反面力量 [胡偉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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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變相公投」中的正面及反面力量 [胡偉忠] 註：2010年5月26日，街坊工友服務處舉辦「從基層勞工運動角度看5.16補選(變相公投運動)講座」，邀請胡美蓮(女工協會)、譚駿賢(職工盟)、 胡偉忠(街工)主講，羅永生(嶺大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任評論。本文為胡偉忠的發言。題目為編者所加。 普選是在舊年年中提出的，部分人提議以補選形式作變相公投。個人認為公投理想是好的，因市民有權去決定一個議題，這正是公投制度重要之處。但是，變相公投卻不是真正的公投制度，它試圖將補選的「選人(選議員)」，改變成「選議題」。困難有兩點，其一是在補選中當選的議員，當選後不會辭職，所以選民仍不免會顧慮到該議員是否有能力勝任，所以仍是「選人」。另外，真正的公投有法定效力，如英國給予市民決定權力，投左票就有法定效力。但今次「公投」後，還要繼續討價還價，與公決意義不符。相反，我寧願以傳統的方式，如遊行示威集會，反而可給予市民明確的訊息。 不過，我後期也感覺到整體形勢有些轉變。變相公投被中方大力打撃，我都覺得好荒謬。為何香港市民不可有公投，更被自由黨斥責違憲罪大惡極，相信很多團體亦憤慨。結果反為補選增添意義及動力，推動了氣氛，部分人正因中方不支持，就偏要支持，以宣示香港人的反對和不順從。另一方面，大專2012出現，推動了選議題而非選人的效果，如不喜歡那些辭職後又必能當議員的人，可選擇支持學生，即使票數不足也不打緊，因學生不著重當選。街工認為這雖然不是以群眾為主的做法，但在過程中亦有幫手宣傳，鼓勵基層工友投票，呼籲他們根據自己的利益投票。 對於民主與基層的關係，我覺得民主制度能幫助基層，但基層需要有社群、集體生活發揮團結的能力，像巴黎公社、蘇維埃，這些經驗對凝聚工友社群相當重要。基層工作著力組織社群，壯大力量，與民主制度相輔相承。 關於泛民與基層的關係。街工有多年參選歷史，89年是泛民最關鍵一年，出現了港同盟以及演變成九七年後的民主派。港同盟能夠在選舉裡得到高票，不是因為在基層或一些香港社會事務上得到支持。相反來說，民主派在香港事務上立場是模糊的。以最低工資為例，九七年前民主黨是不支持的，在綜助金上亦然。到九七後，泛民出現，它主要是零三年爭取雙普選形成。 街工在爭取政制民主路上投放的時間是相對少的。記得二千年時，我們組織爭取修改基本法、落實立法會全面直選遊行，只有一千人左右，當中應該有四百多個是居權的家長。我們一直採取的角色都是主力做勞工及社區工作，政制方面，會跟隨一些組織，今次公投我們不參與其中，但支持補選。這可能給人一種感覺，我們半力應戰。這點街工可以再想想，在未來民主運動的角色上可以怎樣做。 到最後，最重要的是，即使基層團體與民主派之間的立場有一定的不同，但我們盡量保持一個合作關係。我們都明白我們大家在社會上的力量是微弱的。我更感覺到市民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對抗爭行動絕對是傷害性的。有學者例如許寶強說過，在面對危機而又無力的時候，出現的可能不是正面力量，而是反動力量，如當年希特勒或法西斯之類。所以我們民主派及基層團體都希望多些合作，推動社會的正面力量。近來葵青區有許多嚴重的傷人案，我看到的是無力感，不同團體推動的不是居民大會，不是要政府改變什麼，而只是法事(打齋之類)。如果大家都不知政府可做什麼，市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所以基層團體與民主派的合作是重要的，香港需要有力量，令市民打破無力感，透過鬥爭表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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