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評論: 論變相公投的理念 [羅永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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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變相公投的理念 [羅永生] 註：2010年5月26日，街坊工友服務處舉辦「從基層勞工運動角度看5.16補選(變相公投運動)講座」，邀請胡美蓮(女工協會)、譚駿賢(職工盟)、胡偉忠(街工)主講，及羅永生(嶺大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評論。本文為羅永生的評論。題目為編者所加。 我對今次公投很早就有一種直覺上的悲觀，認為它很難成功。主要是因為香港人整體，特別是泛民陣營中間，長期處於一種「自由散漫」的狀態，並未具備一個讓成熟的公投運動成功的條件。當公投發展下去，壞狀況與我預期中的情況相近。有異於報章上的一些政治學者對公投曾經提出很多技術問題，我以為提出在理念層面的檢討，可能在今日更為重要。 今天回顧這個已經發生的公投，要指出它未能成功的原因。我想抽離個別人物或派別的表現，去談今日公投未能成功的結構性因素。首先，是泛民未能夠共同進退，這是最致命的。第二個因素是「對家」的杯葛，使公投的對立不是「民主」與「建制」的對決，而是民主派內部，「表態」與「不表態」的對立。試想不是如此的話，那無論成敗，今天大家討論的焦點會很不一樣。第三個原因是公投最後落實的議題太空泛：一如最近一條在網上流傳，叫做「公投收皮」的短片所講，這次只是投常識，而不是投爭議。從這三大因素，已決定了公投不會取得成功。香港社會運動有非常深遠「自由散漫」傳統，與公投所提出的理念不相協調。但除此之外，發動公投的人之間，也不見得有一套完整的理念。或者我可以就此討論一下。 就我理解，公投的理念大致可歸納出三個版本。第一個版本以陳家洛為代表，主旨在學習東歐國家民主運動，建立一個自治的平行社會，當中人民建構起自己的自主意志，去對抗國家或既得利益集團。公投運動的目的，是讓這種社會自治的意志體現。第二個理念大致來自長毛，他視公投為一個社會運動，後來也有「新民主運動」的倡議。我理解這是一種「放手發動群眾」的理念，也就是不再由既有組織去把民眾動員出來，而是讓群眾自行組織。這個構思有某種可行性，因為過往也曾有在網上、學校、街頭有成功的自發性動員的經驗，例如反高鐵運動。第三個公投理念是關於「直接民主」，認為公投的目的是要在現行「間接民主」的議會制外，提供更好的「直接民主」的選擇。 這三種理念各自都有可取的地方，我關心的多是在實行中它們是否互相協調。 先由第三點說起。對於公投是直接民主的觀點，我是有點保留的。直接民主有很多種形式，例如基層團體的倡議工作，透過組織街坊，參與政策過程，提升意識，達致充權，這些都是「參與式民主」，某程度上，也可視為直接民主。相較之下，公投除了在投票這一環是民眾直接參與作決定之外，其他一切過程都要透過媒體和發動者去組織，所以公投代表了群眾直接參與，是一種最好的「直接民主」，這觀點需要作出反思。 在不少民主國家，有反對設立公投制度的人會認為，參照德國過往的經驗，公投有導致極權操控的危險。因為公投一定會將社會二極分化，因為問題只會由「贊成」與「反對」的二極選擇來決定。對他們來說，議會制度更為可取，因為雖然議會制度是間接選出代表議政，但至少存在理性討論的空間。相反，公投是暴力象徵，任何事情無需經過仔細討論，就像一般會議進行中，那些「立付表決」的動議，其實往往是會議中的暴力體現。 不過我認為，公投在本質上未必是一件壞事，而是視乎公投在怎樣的模式下推行。我認為評定公投運動的標準，在於推行時能否引發討論。今次5.16公投未能成功，主要原因是現時社會未有足夠的準備去推動公投。社會上的民間團體、勞工團體、學生、甚至教會等，要先作好準備。在一個民主制度成熟的國家，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往往是經過了連串鬥爭和角力，進行很多辯論溝通之後，才會將問題付諸公投。就像歐盟憲法，都是在反複冗長的辯論後，才交付各國公投接納。但反觀香港的現狀，並非如此。而今次公投的推行過程，在很多地方是在不同的公投理念之間搖擺，有時更互相衝突。 今次公投的嘗試，並沒有在社會帶來良性的爭論，反而過早地把問題壓縮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選擇，群眾只有「支持」或者「不支持」兩個選項，當中沒有留下任何爭議的空間，缺乏民主生活的過程。這種二元對立的公投模式，逼使所有自願或不自願參與的人都捲入其中。公投運動有點變成表態運動，若不參與公投，便會被貼上負面的標籤，令有些人感覺上被剝奪了不參與的權利。香港搞民主運動的人，過去都習慣了個人自由選擇參加某項活動與否，但公投提出一種逼切的壓力，使人覺得失去了自由的選擇。這是因為公投推動者太急於希望透過公投運動，形塑出與政權決戰的集體意志。 雖然我是認同客觀上真的存在逼切性，而我們過去享有的「不參與」的自由，也日益顯得奢侈。但正是由於急逼決戰的格局，使泛民各團體之間，並沒有空間去就理想的政制作出詳細磋商，所以公投並未能夠促成一個自治的平行社會的統一意志。 這是不是公投這構思的必然缺陷？我認為不是。我認為原因反是，這次公投的錯失是因為未能對自己是一種屬於甚麼性質的公投，達成一種統一的看法的結果。簡單來說，就是一方面以「運動」的角度去辦公投，同時讓處於實驗狀態的方法來推動，並以動員投票為最高及惟一目的。但另一方面，在決定投甚麼議題的問題上，卻是以一般民主制度下，要求人民決定一個政策的「法理公投」的方式去處理。推動公投的人，並沒有利用「決定投甚麼」的過程來組織討論、交流，以及與民間社會磋商，致使民間社會、社區組織及那些可以對投票結果有影響的群體，和推動公投政治運動的政黨，以及公投的積極分子，維持或甚至加深相互隔膜的狀態。 因為，若果我們將公投視為一個表現香港人集體意志的機會，那麼它的性質其實應是近似一種「創制性」(或制憲性)的公投，一如東帝汶獨立後要經各以前的民間扺抗組織商議，決定憲法草稿。這過程可以形塑社會最大共識和集體意志，最後交付公投確認。這個過程如果能實現，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當年香港只是「被動回歸」，制定《基本法》的全個過程只是中英之間協商，港人並無被邀請參與其中。所以今次公投運動，象徵了香港人投身參與制定政制，試圖創出新政制。但今次公投運動，並沒有加入一些像在制憲過程中必會出現的爭議、協商的空間。更致命的是，為了要壓縮爭議，以急切地起動員作用，公投議題不單不是投一個政改方案(自己提出路線圖)，更加迴避了爭議，使議題變得毫無爭議的空洞。這就不能鼓動投票人的動機，最後未能得出成功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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