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工運: 走向公共社會學：美國勞工研究的情況 [邁克爾．布若威（Michael Burawoy）著、劉卓軒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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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公共社會學：美國勞工研究的情況 [邁克爾．布若威（Michael Burawoy）著、劉卓軒譯] 翻譯單位：街坊工友服務處 走向公共社會學：美國勞工研究的情況 (The Turn to Public Sociology : The Cases of US Labour Studies) 1974年，美國發生了一場鉅變。就勞工研究而言，布雷佛曼（Braverman）的《勞動及壟斷資本》正是在該年面世。布氏離絕各種關於工作的主觀主義（subjectivist）理論，提出了著名的去技術假說：即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是一部工作衰變史。無論這個觀點是對是錯，就當時狹隘的工業社會學和組織理論而言，這都是一個決定性的斷裂。 巧合地，1974年亦標誌了美國經濟的大衰退，一場針對勞工的經濟，後來還有政治的攻擊亦隨之展開；這些攻擊令布氏的論點更受注視。更廣闊而言，新自由主義（亦即資本主義的第三波市場化）的誕生，其深遠影響不僅出現在工場之內，更伸延至整個勞工運動及學術界。本文的內容，正是環繞經濟及政治環境、勞工運動、勞工研究三者之間不斷改變的關係而展開。 勞工研究在《勞動及壟斷資本》面世，及與專業社會學分道揚鑣之後，在1995年，又發生了一場轉變：它從研究勞動過程，轉為介入勞工運動。在這個極度專業化的學術範疇裡，及在勞工運動前景普遍灰暗的情況下，這場公共社會學轉向，是個較為令人興奮的發展。勞工研究，由集中關注社會結構，轉向關注人的作為（Agency）；由研究勞動過程，轉向研究勞工運動；由一門批判—專業社會學，轉變為一門批判—公共社會學。然而，這種種轉變，卻正正發生於勞工運動衰落最烈之時——在這段時期，私營部門的工會組織率，由1974年的23.6%，急跌至2006年的7.4%。到底社會學家因何要將精力，投放於正在消亡的勞工運動裡呢？始終，社會學家一直以來最關注的，是那些蓬勃發展的，而非衰落中的運動啊！ 其實，如果有留意到勞工運動本身是如何回應了第三波市場化的挑戰，這個弔詭就會慢慢變得可以明白。73至74年的那場蕭條，宣佈了階級調和政治的結束，以及在戰後成為霸權共識的各種生產政治的消亡。在國家的支持及唆使下，資本在整個80年代，不住向勞工組織發動攻擊。為求對抗自身的衰亡，勞工領袖開始重訂戰略，結果令勞工運動中的一大部份，發生了以下轉變：從企業工會主義，轉向社運工會主義；由服務已有會員，轉向吸納新會員；由服務衰落中的產業工人，轉向組織服務業工人，當中包括了邊緣勞工及移民工。這場新勞工運動，並沒有意圖在舊左派身上取得靈感或爭取支持；相反，它們是向新左派學習——即60及70年代的那批左派，當中包括了社會學家。2005年，由不斷成長的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所領導的新工運聯盟（現稱為「改變求勝」（Change to Win）聯盟），從老牌產業工會組織「勞聯—產聯」 (AFL-CIO)中分裂出來，令勞動社會學關注到勞工運動再興的可能。 勞工運動內的新舊分裂，部份地反映在公營及私營工會之間的不同路向上。如圖一所示，1974年再次標示了一次決定性轉變。正是在這一年，公營部門的工會組織率（24.5%）首次超越私營部門（23.4%），引致日後兩者巨大的差異——今天，兩者分別是36.2%及7.4%。社會學家之所以對勞動過程重燃興趣——如布氏的研究及他所帶來的研究計劃——是直接出於學術原因：5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將美國歌頌為全球最進步國家，這在後來引起了一場學術上的反動；勞動研究的轉向即是這次反動的一個部份。另一方面，勞工研究後來之所以從關注勞動過程，變為關注勞工運動，則是從學術界外得到刺激。具體而言，這項刺激，即是在私營部門工運衰落的環境裡，公營部門工會仍然取得成功這一件事；或更準確而言，刺激起勞工研究這次轉變的，是工運由產業工運為主，轉向服務業工運為主的這個過程。我希望剖析清楚的，正是這一段兩步曲——勞工研究怎樣首先轉向批判性的勞動過程社會學，再轉為公共性的勞工運動社會學。我將先從貝氏及其後繼者所背離的舊有研究路向說起，然後再討論勞工研究怎樣由研究勞動過程，變成介入勞工運動。 由政策科學到專業社會學 要理解1974年的那場學術斷裂，我們需要置之於工業社會學的歷史中去考察。在美國，一如我們今日所知，關於工作的社會學，誕生於芝加哥，誕生於西部電力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的Hawthorne廠房。在1924至1933年間，人們設計了一連串實驗，去尋找增加工人生產力的方法。最初，他們嘗試改變廠房的物理環境，特別是燈光，然而這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他們之後轉為改變薪酬制度、工時及休息時間等，但仍沒看到明顯果效。之後，在一次士氣調查中，他們會見了數千名工人，問及他們的生活及工作環境；始料不及的是，這些會面本身似乎能夠增加工人出產。這些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能夠增加工人士氣，因而提高生產力的，既非薪酬制度亦非工作環境上的安排，而是對工人的關注。管理學中的人際關係學派，就是從這個粗疏的經驗基礎誕生的。人們說，只要將工人當作人看待，採用一種以僱員為中心的管理方法，工人就會遠為合作、遠為投入，無論那是甚麼工作也好。 這些研究，帶來了一門和管理層增加產出的願望相配的政策科學，亦衍生出一個較為宏觀的、關於「產出限制」的研究日程。調查者狐疑於他們眼中的「工人的怠惰」：為什麼他們沒有更勤力地工作呢？追隨哈佛社會科學家，及西部電力研究的主要啟發者Elton Mayo的步調，研究者認為工人是有問題的。Mayo將工人比擬為異國部族，聲稱自己發現了一種不利於管理層效率邏輯的工人階級文化。與此同時，社會學中的芝加哥學派——特別是Everett Hughes的學生——則站在工人立場，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工場民族誌（ethnographies）研究。他們指出，限制生產是工人對管理層沒有提供適當環境的理性回應。很多時候，管理層乾脆就是沒有提供必須的物資、機器及輔助人員給工人，令工人無法達成管理層的期望。進一步而言，工人亦頗合理地恐懼，如果他們增加工作效率，管理層就會增加他們的工作負擔而不相應地增加報酬。這些研究——當中以Donald Roy最為著名——得出如下結論：不理性的不是工人，而是管理層。 芝加哥學派對於管理科學的批判立場，根源於一門在戰後發展，相對獨立的專業社會學。這門專業社會學，發展了自己轄下的次學系，包括工業社會學。和芝加哥學派關注工業組織內那些非正規、潛藏的面向一樣，一個相類的發展，亦在Robert Merton領導下，在哥倫比亞出現了。那裡的研究計劃，較少受西部電力研究所感染，而多受韋伯的官僚理想型概念影響。在那裡，一批傑出的社會學家，包括Seymour Martin Lipset, Peter Blau, Philip Selznick and Alvin Gouldner，集中於研究官僚系統的非正規面向，即官僚的具體日常運作；正式規條意料之外的後果，正是在這個層面發生。這些研究後來融合為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不再對個別工業組織的獨特性關注，而是將工業和醫院、監獄、軍隊、政黨、福利機構、學校等等機構，通通歸融於一個普遍的組織類型之內。組織理論對普遍性理論的追尋，令它失去了歷史目光，脈絡給簡化為環境——如動盪還是平靜、複雜還是簡單、資源充分還是貧乏等。 工業社會學被組織理論吸收由以下數點促成：工人的被動狀況、工會得到廣泛接受，及工會在傳達不滿方面的角色等。有的更聲稱：工人沒多少動靜，管理層亦已透過將勞工收編，解決了基本的問題。在大蕭條至戰後不久，處於頂峰的階級鬥爭，如今正在冷卻。1950年代，論者形容罷工正在消亡，工人被形容為愉快開朗的機械人，並聲言意識形態的終結。因此，專業社會學不僅忽視了生產力、缺勤、轉工等等情況，甚至忽略了工會運動。 批判性專業社會學的冒起 1974年，在工業社會學正在高速蒸發的土地上，貝氏的《勞動及壟斷資本》空降而來。該書立刻刺激起新一代學生對它的興趣，原因正在於它和工作社會學的所有傳統都斷裂了。有趣的是，貝氏甚至連學者都不是，更遑論社會學家。他刺激起這場斷裂，可能就因為他是一個外人。 《勞動及壟斷資本》，是對資本論第一卷的一次富想像力的更新。在貝氏筆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是一段工作不斷衰變、概念與執行分離、資本對勞動的統攝由形式性轉變為實質性的歷史。該書同時考察了19和20世紀的歷史——包括科學管理的出現、白領工作的衰變等——然內裡的轉變原則，則是由馬克思所提出的。雖然如此，這本書還是在一夜之間，成了經典，並帶來了工作社會學的復興。 這情況所以發生，其實不難明白，我們先要明白當時學術界的氛圍。當時，在學術界內，發生了一場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復興，而這場復興，又是對當時的專業社會學的一場大規模挑戰中的一個組成部份；專業社會學對美國社會的盲目崇拜、它的共識主義穩定理論，及它對社會過程的非歷史化理解等，都一一被挑戰。最能清楚表達專業社會學的危機的，是結構功能主義衰亡。這一套由Talcott Parsons開創的，包羅萬象的社會理論，和60年代未的動盪，特別是發生在大學裡、圍繞越戰及民權運動而起的動盪及時代脫節了。於是，到了1974年，學術界已經發生了下列種種轉變：政治社會學的毀滅，各種國家理論紛紛取而代之；功能主義的家庭理論，被各種父權理論及性別宰制理論取代；那些將集體行動視作非理性行為的理論，讓路於各種將社會運動，視作由利益驅動的政治行為的理論；分層理論的消亡，並為各種階級宰制理論和剝削理論取代；現代化理論由欠發展理論取代；以及，在更廣泛意義上，經濟社會學如何被政治經濟學所取代。工作組織這個學術分枝，是在較後時期才變得激進化，但當激進化的浪潮來臨，它的轉變，或許要比其他範疇的轉變來得更為徹底。 貝氏的理論，強調了以下一點：資本主義的動力，是對剩餘抽取和勞動控制的同時追尋。作為對人際關係學派的主觀主義的反動，貝氏將資本主義的運作視作一個客觀過程，而歷史則是資本邏輯開展的結果。然而，他既沒有為階級鬥爭史在歷史中留下席位，亦沒有為各種適應衰變的模式—也就是後來人們跟循葛蘭西的理論，稱之為共識打造的東西——留下空間。換句話說，令社會發生改變或維持穩定的那些主觀因素，在他的說法中都給排開了。勞動過程理論以貝氏的理論為根基，並填補了他留下的空白。研究工作的學者，小心翼翼的考察，然後尖銳地挑戰了他的「工作衰變作為歷史性過程」理論。Piore及Sabel（1984）提出了第二次工業分隔的說法，在當中概念與執行重新統一——他們稱之為彈性專門化，其他人則稱為彈性專制。在較近期，Smith（2001）探究了結構性失業及不穩定就業在90年代的興起，這研究將工作衰變的主題帶往一個新方向。 隨著學者承認工作亦有著主觀面向，承認在工場內既存在各種適應模式，亦有著各種改變工作結構的反抗，貝氏的理論框架受到了進一步的打擊。在廠房裡，調節著勞動過程的，是各種政治及意識形態體系，亦即我們以往稱為工業關係機關的東西。簡而言之，這是說在工場之內，存在著一種生產政治，它以不同形式，和國家政治連繫著；這種生產政治的存在，鼓勵我們進行歷史性及比較性研究。勞動過程研究轉向研究生產政治，是影響日後勞工運動研究發展的學術源流之一。 第二個批判性學術源流，是女性主義；它的注入，為勞動過程研究帶來了新方向。首先，女性主義讓人留意到，性別因素以各種方式影響著去技術化過程，亦以不同形式被用作一種控制模式，因此在生產過程之中存在了各式各樣的性別體系。女性主義者讓人注意到，女性是以何種方式，更大量地投入工作、更多地參與工會，及熱切投入到平等回報的鬥爭中。其次，女性主義令「工作」一詞本身被重新介定，並將之申延至無酬家庭勞動，而這種勞動亦可從去技術化及政治調控的觀點去考察。隨著日後工作非常規化的出現，經濟生產及社會再生產被聚集到家庭之內，這個觀點有了更大的重要性。第三，女性主義者將工作一詞的意義，申延至服務性行業；在那裡，資本—僱員的雙向關係，變成了管理層—工人—客人之間的三向關係。在這個領域，女性主義者弄清了情感勞動，及為客人而做的照料工作的重要性。 勞動過程研究過往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所以對藍領及男性主導的產業工作特別專注；這種情況，給這場由女性主義引發的三重轉向帶開了。這場三重轉向，反映了經濟的實在轉變——即去工業化、服務經濟的冒起、還有對家庭壓榨的加劇等。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核心家庭消失了，而由雙職家庭、單人家庭、同性婚姻等等所取代；這轉變令研究者關注到新的工作—家庭關係、工作向家庭的申延、及家庭向工作的申延等等狀況，所帶來的家庭張力。 縱使有著這些馬克思主義及女性主義潮流的力量支持，勞工社會學會在美國勞工運動直線衰落之時，轉向研究美國工人運動這一件事，還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如果批判性勞工研究在1970年代的重現，需倚靠當時的思想環境，去脫離當時的主流社會學，那麼在90年代，勞工研究由對勞動過程的研究，轉為介入勞工運動，則除了是受助於有利的思想環境外，亦有賴美國勞工運動本身在面對自身的衰落時，所作出的鉅大改變。 轉向批判性公共社會學 美國從來對勞工運動都不是那麼友善，然而羅斯福新政的確給了勞工運動不少動力，工人參加工會率直至二戰結束後不久，都一直在增加。然而，到了50年代中，它就已到達頂峰，然後開始下滑，並在70年代中的新一波市場化之下迅速衰落。來自市場的攻擊，之後還加上了國家的攻勢；這由1981年，國家對航空管制員的公開解僱開始。這是共和黨政府的階級戰爭宣戰書——它是在勞工界已因去工業化及全球性的競爭，而不住衰弱的情況下，發出的一個攻擊訊號。美國的國家勞動關係局，成為了反工會攻勢中的一個機關，它被用來將工會除名，以及令工會永遠都難以獲得承認。 正是在這段時期，勞工運動如果想存活下去，就必須重構戰略。1990年是個重要的時刻，雖然當時很少人認知到這點；當時，SEIU在洛杉磯發起了成功的「清潔工公義」（Justice for Janitors）計劃，後來堅盧治的電影「Bread and Roses」，就是歌頌這段故事。當時，在地方工會領導下，移民工透過突顯財團的富裕與他們的低微工資之間的落差，向他們清潔的樓宇的業主發起攻擊。這是個有效的公開窘迫戰略，後來SEIU在全國各地都採用了。突然間，曾被認為無法組織起來的移民工及其他邊緣勞工，一下子成了工會組織計劃的主要對象。而這些工人本身，無論合法與否，則無畏地保衛他們獲得合理工資的權利，在社區內建立團結力量，以及和SEIU合作，設計各種羞辱企業的戰略。 真正的轉捩點，在1995年出現。當時，SEIU的領導人John Sweeney，以強化組織的模式（譯註1）改革勞聯—產聯為政綱，被選為聯盟的領導。在這項嘗試中，「勞工組織機構」（Organizing Institute）是個重要的角色。它創立於1989年，以招攬年輕書院畢業生，讓他們投身組織工作為目標。然後，在2000年，勞聯—產聯的發展方向發生了戲劇性、歷史性的轉變：它開始接納移民工，支持了一個特赦計劃，並支持撤銷對僱主的制裁。和排拒移民進入相反，他們現在爭取他們得到接納、爭取他們工作條件的改善。這次轉向，後來在2005年造成了勞聯—產聯內的爭端及分裂。Sweeny現在受到了他在SEIU的後繼者Andy Stern的挑戰；Andy Stern帶領了一批主要工會脫離勞聯—產聯，成立了「改變求勝」聯盟，成為了勞聯—產聯的競爭對手，並務求發展一套富野心的、依部門分界重組勞工界陣營的計劃。 這就是勞動社會學從研究勞動過程，轉向關注勞工運動的脈絡。一個早期的重要文本，是Rick Fantasia的《團結的文化》（Cultures of Solidarity, 1988）。該書將勞工集體抗議，和生產的特質連上關係，但同時（這亦是最重要的一點）亦將之連繫到工人如何扣連各種非工作身份，建立團結力量。此外，一批洛杉磯的社會學家，則將清潔工公義運動帶到學術舞台，使之成為新工運主義的標誌。接著，在上一個10年，一連串的書籍出現，研究了工運重振的可能：Dan Clawson, The Next Upsurge (2003); Rick Fantasia and Kim Voss, Hard Work (2004); Ruth Milkman and Kim Voss, Rebuilding Labor (2004); Steve Lopez, Reorganizing the Rust Belt (2004); and most recently, Ruth Milkman, LA Story (2006)；這裡列出的，不過是冰山一角。這些研究，來源於對勞動過程及社會運動理論的興趣，亦源於將性別、種族、及族裔身份連繫到工人身份上的希望。他們或許誇大了工運反彈的程度，令這些研究都有些許過度熱烈的色彩；這些研究全都希望掌握工運的走向。 市民身份是另一個具動員力的身份。在2006年，在關於移民者權利的鬥爭中，這身份在全美國的街頭——如在洛杉磯、芝加哥及紐約——展示了它的巨大力量。雖然這場抗爭的導火線，是一條將非法移民訂為重罪的反移民法案，但這場為全國1100萬非法移民進行的鬥爭，卻既和之前十年的勞工鬥爭關係緊密，亦是它的延續。勞工運動明白到，組織工作要成功，就不僅要在工場內，還要在工場外進行；而這個轉變，亦在機構層面反映出來：一批在社區裡、而非在工場內，服務低收入勞工（無論是否工會成員）的勞工中心冒起了。Worker Centers by Janice Fine (2006) 及 Suburban Sweatshops by Jennifer Gordon (2005）這兩本書，詳細描述了這種新型的勞工組織方法。 最後的一項轉變，是將勞工研究帶往國際性研究的方向上。受99年的西雅圖反世貿抗議所鼓舞，亦因911事件提醒了他們美國不單受全球經濟力量，還受國際政治力量所影響，美國的社會學家將他們的目光，投到了美國之外。早期具國際視野的研究，包括Fuller（1992, 1999）關於古巴及東德工人階級政治的研究，Seidman（1994）對巴西及南非進行的勞工戰鬥性比較研究。Lee（1998）和Salzinger（2003）分別對南中國及墨西哥邊境免稅加工廠區內的不同性別體系的比較研究。較近期的有Lee（2007）對中國暖帶及銹帶 (sunbelt and rustbelt) 的勞工抗議比較。Silver（2003）的研究最具野心，嘗試將當代勞工抗爭，從全球及歷史角度加以考察，並集中探討勞工運動如何促進資本的跨國流動性。最後，產業工運的衰落，則由Chun（未出版）所處理。她對南韓及美國低收入服務業勞工如何轉向採用一種符號政治的分析，展示出全球各地的全國性勞工組織的確實發生了鉅大的策略轉變。 工會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國內戰略，更開始採納一種更具國際主義精神的觀點。他們跨國界建立各種聯繫，以對抗跨國企業的權力及新自由主義的擴展，一如全球聯合抗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例子所示那樣。 Bonacich and Appelbaum（2000）對美國製衣業的研究，反映了在工人及其有機知識份子中間，一種國際主義精神正在成長。今天，對Walmart及它怎樣在全球製造廉價、順服勞工的持續調查，將全球各地的社會學家及運動份子聚在一起(Lichtenstein 2006)。 在勞工研究轉向研究勞工運動——如研究組織工作的成功條件、工運計劃的比較、對國內及全球的工運環境作考察等——這個過程中，勞工研究一直和工人運動保持了緊密的關係。那些與新工運參與者有交流的社會學家，既將研究結果公開發佈，亦向各大報章投稿，談論工運計劃及勞工的工作環境。在勞工運動大為復甦的加州，勞工聯會（Federation of Labor）自2000年始，就將他們的立法力量，用於支持「勞工及就業機構」（Institute of Labor and Employment）的成立。這機構每年預算為600萬，在成立後短短數年間，它就資助了學者就勞工法違規情況、低收入勞工的工作環境、賭博、酒店、建築業的勞工合約、有薪家事假期（family leave）、工會狀況統計等等多個範疇，進行了研究。部份研究是直接為工會而做的，然而大部份都是關心勞工狀況的學者（當中很多是社會學家）所提出的獨立計劃。自亞諾當選州長後，該機構就受到持續攻擊，指它偏袒工人——就似乎支持工會，就是反美國似的——，而商校則蓬勃發展。雖然如此，得著勞工運動的幫助，該機構到目前還能生存下去。 很多新工會運動中的主要組織者，都和公共學者有聯繫，亦和6、70年代的各種新左派運動（特別是和農場工人聯合工會的草根組織工作）有實質或想像中的關連。和上一代的工會比起來，新工運對學者（特別是社會學家）和研究，有更為正面的態度，這令合作和交流比以往容易得多。除此之外，社會學家靠著那些成了見習組織者的學生，亦和工人的世界維持了聯繫。學者開始學習和工人領導合作——這些交流與互相支持，正是界定何謂公共社會學的一些特質。這些發展反映在機構層面，則有勞工及勞工運動部，在美國社會學協會中的活潑發展。這個分部在2001年成立，它聚集起專業、公共、批判及政策等派別的社會學家，對社會運動、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等等鄰近的次學系，起了很大的影響。 第三波社會學：從馬克思到博蘭尼 讓我們再簡述一次。批判社會學在70年代與專業社會學割離，反映了與當時的美國社會學的一場更廣闊、更普遍的分離；當時的社會學，將美國歌頌為全球最進步的社會，說它已解決了現代化的基本問題。美國社會學，遮蓋了美國在國內和國外製造的各種可怕情景。正如Gouldner（1970）在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裡，準確地描繪的那樣，這是一門和60年代勃發的社會運動毫不協調的社會學，這些運動將民主政治的陰暗面展露人前。隨著60年代開創的政治可能逐漸封閉，政治形勢向右傾移，社會學家亦將他們的批判力量，從一些學術上的對象移開，轉而投入到他們所分析的社會之上。正是這樣，批判社會學就成為了公共社會學。 這些轉變，在勞工研究中來得比較遲。6、70年代，勞工運動處於靜態，因此當批判性轉向的浪潮，終於到達勞工研究這範疇的時候，它顯示出一種很強的客觀主義，甚至功能主義的特質；雖然如此，它對資本主義及相應的工業社會學的批判，並沒有半分減弱。勞工運動的復興，在90年代中來臨，它源自勞工運動對自身危機的回應，亦由60年代社會運動的遺產所啟發。批判性勞工研究，從研究工作的衰變及相應的調節，轉向公開地試圖扭轉工會的衰落。 表3紀錄了勞工研究的這個兩步曲。工業社會學的誕生、成長與制度化，與第二波市場化由一戰至70年代中的興衰相應。西部電力的研究，標誌著在競爭加劇的環境裡，資本主義對增加生產力的關注。諷刺的是，在30年代令勞工生產力增加的，不是僱主對勞工的關注，而是加劇的失業情況和勞動市場的鞭策。隨第二波市場化而來的，是經濟危機、蕭條與加劇的階級鬥爭，這統統都導致了羅斯福新政的出現，亦令工會的地位及集體談判權得到勞工法規承認，因而令階級鬥爭建制化。這場針對第二波市場化的反制運動，反映在學術界，則見到作為管理層助力的政策科學，轉變成較為獨立的工業社會學及組織理論。 勞工研究和工業社會學的斷裂，以及批判性勞工研究的誕生，和資本主義一個新時期的出現吻合；這個時期以第三波市場化為特徵，在73-74年的衰退中開始冒現。來自歐洲和亞洲的全球競爭風潮，隨後還有國家的攻擊，令工人失去了保障，當中包括失業保障、相對友善的勞工關係局，以及工會的組織力量等。如果說馬克思的剝削概念，附帶著對工業資本的早期攻勢的分析的話，那麼掌握了現今新工運的特質的，則是博蘭尼 (Karl Polanyi) 的對抗商品化概念。它所關注的，既是工場內的剝削，亦是工人在社會上無力自保、社會無力確保自身再生產的狀況。它的鬥爭議題，除了工資及工作環境，還包括健康保障、家事假期、生活工資運動、消費者運動等等。至今，這場反制運動的力量還是不強，卻無寧是真實的，而且集中於動員服務業中較為邊緣化的勞工，當中很多是移民工及女性。 雖然上述兩種策略，現時還未能清楚分別開來，但它們的確有不同的含意。馬克思式的抗爭，以被剝削工人階級的統一為基礎，鼓勵各種聯盟的建立；而博蘭尼式的抗爭，則鼓勵那些面對商品化問題的社區聯結起來。後者包括受薪勞工，但亦包括那些找不到有償工作、被趕離家園、食水給私有化、環境遭到破壞的人們。博蘭尼式的抗爭，對南方世界來說特別重要；在那裡，有薪勞工是個正在收縮的精英階層，而介定底層階級經驗的，則是非常規化工作及各類型的剝奪。這些形形色色的抗爭與社區之間，能否找到一種共通語言，以聯合力量對抗商品化，仍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入世的社會學家，是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的：他們可以將各種處境各異的抗爭聯繫起來，但不是以全能的立法者，而是以體貼敏感的詮譯者的身份。 釋註： 1. 原文為"Labour organizing"，查考有關歷史後，應是指"(labour) organizing model"；這是個概括性的概念，大約是指對組織工會成員的強調，以和那些以服務會員為主的工會作對比。可參考維基"Organizing Model"及其下的"resurgence in america"。 References Bauman, Z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Polity Press,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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