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它文章: 作為一種社會官能征的貧民區* ——讀素德•文卡特斯《黑幫老大的一天》 [孫飛宇] (轉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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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種社會官能征的貧民區* ——讀素德•文卡特斯《黑幫老大的一天》 [孫飛宇] (轉載) 來源:社會學研究2009.2 * 社會官能征這一概念譯自佛洛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一文中所提出的social neurosis。Neurosis一般譯為神經官能症，也譯作神經症，這一概念意指一種個體精神上的疾病，其根源在於個體在童年時期的精神衝突，並構成了欲望與抑制之間衝突的後果。神經症一詞在現代被用來指稱各種此類的症狀，比如強迫性神經症，癔症以及恐懼症等等。但是在佛洛德那裡，該概念的使用並非意在界定概念，而是用以尋求一系列疾病的精神起源機制。就此而言，佛洛德主要將神經症分類為：“現實型神經症——其病因是性的身體功能失常——以及精神神經症——其決定因素為精神衝突———之間”(拉普朗虛、彭大曆斯，2000：289) 。本文參照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李康老師的意見，將“症”改議為“征”，以更易於面向社會學的日常行為分析，以及在中文語境下做出破除內外主客觀、身心二元對立的進一步努力。在此特別致謝。同時感謝我的朋友儲卉娟為本文的寫作結構及思路所提出的有益意見。 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Wenkatesh），也即《黑幫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一書的作者，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89年秋，素德進入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美國的城市貧困問題。正如斯蒂芬在本書前言裡所說，剛入學不久，他被教授分派出去做一點與美國的城市貧困有關的調查研究。素德在南加州長大，從未到過芝加哥，因此也對當地一無所知。所以在第一次社會調查中，他就徑直去了全美國治安狀況最為糟糕的芝加哥黑人區，並馬上被當地的武裝販毒黑幫扣留。 幸運的是，社會學系的博士生素德並沒有受到傷害，反倒以此離奇的方結識了當地販毒黑幫的老大J.T.，並由此開啟了一種古怪的、超過十年之久的友誼。借由這一友誼，素德順利地進入芝加哥的貧民區，開始了自己的田野調查，並且最終由此而完成了博士論文。《黑幫老大的一天》一書即為素德在1989年至1996年讀書期間在芝加哥黑人區的田野調查的筆記整理。在本書中，素德以自己的調查研究為線索，為我們描述了以J.T.為首的販毒黑幫的組織結構與運營機制，黑幫、貧民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這一切與主流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從一個內部人的視角，回答了一些有關城市貧困的典型問題，比如貧困陷阱的問題，貧困社區的暴力問題，以及居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互動問題等等。素德與羅伯特•泰勒區眾人之間的互動所構成的關係及其引發的問題乃是本書的核心結構。這種互動彰顯了更為深刻的兩層涵義：現代社會科學與貧困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美國主流社會及文化與黑人貧困文化之間的衝突。就此而言，本書的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它指出了現代社會學研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的痼疾。 一、隱秘的貧民區與素德的方法論困境 華康得曾經指出，在美國社會學研究有關貧困（poverty）和貧民區（ghetto）的討論中，長期以來存在著三種“不良傾向”。第一種是貧民區這一概念的稀釋化，也就是在討論中混淆並減弱了種族的基礎性，以及此種基礎的歷史意義以及社會程度；第二種傾向，是從某種外部視角出發，將貧民區描述為一種失序的社會形態，無論在個體還是集體的層面上，都可以用“匱乏和不足”這樣的負面詞語來形容，而沒有從其內部出發，討論其內在機理與特別的社會功能形態；第三種，是從失組織（disorganization）的概念出發，傾向於將貧民區及其居民荒誕化（excoticize），“從外部與俯視的角度，強調貧民區生活裡最為極端和非常態的方面。”這三種傾向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強大的“認識論屏障”（epistemological obstacle），使得針對美國貧困的討論“致力於消除在常識感覺與社會科學的分析之間的，在有待闡明的爭議性的複雜現實與大眾所亟欲深信的東西之間的界限”（Wacquant, 1997: 342）。 由此可以認為，儘管美國的貧民與貧民區研究有其深遠的傳統，但主流研究所敘述的內容不過是外部視角下的想像而已。此類傳統的研究並沒有獲得來自內部視角的切實經驗研究的支持，因此所提出來的有關問題及其解決方案也基本都無關痛癢。這種現象並非只存在于華康得的論文發表之前。在本書中，素德在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田野工作之後，也在相關的學術會議上提出了類似的質疑：“在座諸位似乎沒有誰與花太多時間與窮人們呆在一起”（Sudhir, 2008: 176）。素德在本書中所做出的貢獻，恰好與這三種“不良傾向”相對應。但是此類田野研究並非易事，原因之一在於，以黑人幫派及其賴以生存的貧民區社會結構為核心的貧民社會對外部世界有著極高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所以儘管美國社會學中有關貧困和貧困社區的研究連篇累牘，但是對於主流社會來說，貧困社區自身仍然是一個隱秘的世界。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中產階級社區與貧困社區兩個世界之間的巨大落差常常使得素德無所適從。這樣的差別不僅體現在芝加哥的主流社會文化與羅伯特•泰勒區的地方亞文化上的不同，也體現在素德所屢屢碰到的現實問題：他被要求站隊。 素德選取的定性研究方法意味著他要不斷地進入調查地點的日常生活，展開深度訪談以瞭解社會。在此，“站隊”有兩層意義。其一就是貧民區的人針對素德的提問。雖然素德自視為客觀中立的社會科學家，但是在進入地方社區的時候，他必然會被當地居民視為某種權力的代表。在調查中，素德不斷遇到這樣的問題：你是站在白人那邊，還是站在黑人這邊？你是站在員警那邊，還是站在黑幫這邊？你是跟著這位幫派老大，還是跟著那一位？這一類的問題並不只是素德在羅伯特•泰勒區的社會世界裡的現實選擇，而且正如素德在書中所反思的那樣，這一類問題也提出了一個社會學研究的實質問題，即是否真正存在社會科學方法論裡所說的客觀中立？ “站隊”的第二層意義就是素德在調查中自我提問的問題。在書中，在面臨著田野工作裡學習當地文化和作為一個學生的雙重世界的困擾時，他寫道： “要阻止我所面對的艱難，社會學家的標準工具似乎力不從心，這讓我憤怒不已。”（Sudhir, 2008: 176） 素德所面對的艱難就是在他的田野調查中是否要堅持做一個客觀中立的旁觀者的問題。這一問題在課堂討論中，或者在一般的調查中或許並不成為一個問題，但是素德在他那種極端性的田野工作中，卻必須要直面這樣的問題。當他見到當地居民被幫派成員毆打時，當他看到當地居民受到了嚴重傷害，而醫院和警方都無動於衷時，以及當他見到地方官員和員警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時候，他都無法回避這樣的問題：是否要堅持做一個客觀中立的旁觀者？ 更具實質意義的問題在於，素德絕大多數的同學和教授們都沒有遭遇到類似問題的困擾。今天的社會科學，無論是定量研究還是定性研究，都已經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調查研究方法論，比如調查問卷的設計，量表的使用，文獻研究的閱讀，各種規模的調查問卷的發放填寫，對統計學知識的要求，以及電腦以及專業的電腦軟體的應用等等。 借助于雇傭的調查人員，研究者甚至可以在與受訪者完全隔離的情況下，完成一次完整的研究。此種類型的知識生產已經越來越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在這樣的研究中，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家和社會學研究都可以心安理得，不受任何困擾地去討論現實問題。 約翰•奧尼爾將具有此類發展趨勢的社會學研究稱為“表面行當”（skin trade）（O’Neill, 1972：7）或者社會科學的醫療化（O’Neill, 1995: 28）。所謂表面行當並非意味著社會學不是一種專業化的學科，或者不是一門科學。相反，“它僅僅意味著，社會學必須要宣稱一種科學的與專業的地位”（O’Neill, 1972：7），這恰恰是表面行當在現代社會中的困境。 約翰•奧尼爾以現代社會職業化的牙醫為例來討論所謂的“表面行當”。一名職業的牙醫要求擁有各種配備，包括牙醫診所的裝飾、接待員、護士、各種醫療器械、表格等等。只有借助所有上述這些配備，牙醫才能夠完為所謂的職業化行為，也即檢查修復牙齒。牙醫的原初實質性工作與那些表面功夫中的絕大部分都毫無關聯，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只有借助于它們，牙醫才能在一種“職業化—病人”的關聯中“重構他的口腔工作”。在此意義上，口腔工作的地位對於一名牙醫來說，反倒越來越不那麼重要了。 社會學的科學化和職業化也有著同樣的要求： “大量社會學的結構性功能…支援一種在科學家及其物件之間的淨化儀式。對於社會學家來說，實質重要的是僅僅透過職業化的眼光來看待他的物件，並拒絕接觸病人，貧困人口和那些無所事事的人，以防止其反詰自身。”（O’Neill, 1972: 7） 以此方式，談話中的各種複雜的關聯互動，比如愛欲性共存關係就被化約成了訪談大綱或者態度量表，使得被研究者通過此類研究方法的過濾，成為了乾乾淨淨的實驗室物件。社會學研究的結構越複雜，技術要求越高，實施成本也就越高，也就越來越成為只有富裕階層才可以負擔得起的職業。同時也就越來越使得社會學對真正的貧困、犯罪、種族等問題敬而遠之。 現代社會學的這種性質，是素德的田野工作所面臨的方法論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是隱秘的貧民區得以可能的另外一種原因。素德選擇了與他的同學和教授們不同的調查方法來展開自己的研究，而非只 “坐在教室裡討論統計學”。他在走進貧民區，直面隱秘的現實生活的時候，遭遇到了他的同學同事們通過“正規的”社會學方法論可以輕易避免的問題。 素德所面臨的問題並非新近，乃是從胡塞爾等人開始的關於近代科學意義問題的討論和韋伯關於科學與政治的討論的延續。素德的困境來源於社會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困境。這一困境部分來自於知識與價值兩個概念在現代社會中的分離，是社會科學的先天性吊詭所在；而另外一方面，這一困境也由於社會學作為一種表面行當在學科科學化上的共謀而隱而不彰。這一共謀使得素德的同學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社會學家都可以體面地避開他所遭遇到的尷尬。與此同時，這一共謀也使得知識的生產機制成為一種壟斷。 這種壟斷使得現象學社會學意義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常識性的理性與價值判斷失去效力。所謂失去效力，並非僅只是現代社會以專業知識之名對於個體的健康、快樂、家庭乃至於性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在此專業領域的成長過程中，對於理性和非理性、健康和非健康以及主流社會和貧困社區、文明舉止與暴力行徑這樣一些相互對應的二元對立性社會實體的生產過程。在後面的這種背景之下，“權力，真理以及生活…都是被編碼進入各種種類的內在化資訊，以將個體的健康、知識和勞動正常化。”（O’Neill, 1995:40）現代專業知識與國家治理之間由此形成了一種互相塑造的關係。 這兩種效力喪失表明了社會—心理空間上的診所化以及社會控制的知識醫療化。由此，約翰•奧尼爾認為，“它們開啟了權力關係的新的領域，我們將其稱為療治性國家”（O’Neill, 1995:41）。而此種分析領域，正有助於理解J.T.的黑幫及其賴以生存的黑人貧困社區。 二、作為一種社會官能征的貧民區 此種療治性國家如何來看待隱秘的貧民區？如上所述，作為美國貧困典型的羅伯特•泰勒區，乃是一種被隱藏的社區。正如素德在書中所說，在他所進入的這個社會世界，與素德成長的家鄉，即南加州中產階級的郊區完全不同，也與素德所就讀的大學所代表的芝加哥中產階級社會完全不同。素德在這一社區中經歷了一種他從未見過的社會形態。 羅伯特•泰勒區第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各種資源極度匱乏，包括社會資源、經濟資源以及權力資源。學校教育、商業活動、員警、醫院、政府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等等這些構成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的政治社會組織在該貧民區幾乎全部缺席，並由此而構成了羅伯特•泰勒特有的“社區空間”，為毒品黑幫的興起提供了客觀環境。由於生存的需要和資源的匱乏，身體成為了最為常用的資源。為主流社會所嚴禁的來自於毒品的身體快感以及建基於其上的權力關係在其中無所不在。毒品的濫用使得黑幫在經濟上得以可能，並甚至使得羅伯特•泰勒獲得了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基本資源。暴力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成為黑幫乃至是整個貧民區的基本特徵，而婦女們（甚至包括年輕男性）普遍以各種形式出賣自己的肉體。身體或性交成為了某種貨幣形式。 有關現代社會裡資源匱乏、暴力氾濫與權威主宰三者之間的關係，瑪律庫塞在《愛欲與文明》一書中有詳細的討論。在這一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與精神分析哲學結合在一起來分析現代社會的努力中，他指出，儘管在其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①背後隱含了匱乏（scarcity）這一基本的事實（fundamental fact），但是佛洛德並沒有將其上升為一種對社會現象的分析。他認為，匱乏在現代社會的分配，已經從最初的暴力原則變成了“權力的理性運用”。而這種理性的權力運用在其過程中與權威的主宰性運作相呼應，造成了現代社會中各種不同的現實原則。而後者又在各自的社會環境下，有著各異的對於個體衝動的控制，瑪律庫塞將其稱為在基本的抑制之外的過剩抑制（surplus-repression），而與之相應的，“現實原則的盛行的歷史形態”，就是表現原則（performance principle）(Mercuse,1966:35-38)，也即與正常的主流社會形態相符合的愛欲表現（erotic performance）(Marcuse, 1966:46)。 羅伯特•泰勒從資源的匱乏到暴力的氾濫，正是由於權威主宰性運作的理性權力運用所導致的特殊的過剩抑制造成的。從J.T.以及其他人的經歷可以看出，貧民區的人遵循主流的社會規範、經由教育的途徑進入中產階級的機會極少（儘管這幾乎是唯一的途徑）。也就是說，貧民區的居民極少可以獲得主流的表現原則對於其身心的規訓，並因此而獲得資源。在瑪律庫塞的討論體系中，作為現代社會規訓重要環節的勞動（labor），也即工業社會中異化性的勞動，在羅伯特•泰勒區的居民中幾乎不存在。而這一身心規訓的缺乏，反過來又使得該社區在資源的配置的爭奪上處於劣勢。個體的心理問題與社區的政治問題在這裡成了一種互相加強的關係。 瑪律庫塞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建基於佛洛德對於個體官能征的思考。在佛洛德看來，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攻擊性乃是文明發展的最大“障礙”。所謂文明，在佛洛德那裡的含義是“一種服務於愛欲的過程。而這種愛欲的目的就是要將單獨的個體、家庭、繼而種族、人民和各國家都結合為一個大的整體，一種人類的結合體”（Freud, 1985:313）。現代社會所強加給個體的犧牲，不僅包括對性的控制，還包括對個體攻擊性的束縛。為了可以在一個具備互相攻擊性的群體中生存，“文明人用其一部分的快樂的可能性交換來了一定的安全”（Freud, 1985: 306）。文明的進展因此得以可能，但這一進展是建築在永恆的衝突之上的。而這一衝突同時又帶來了個體性的神經官能征。在現代社會中，原初的父親的功能已經逐漸從個體轉移到其社會角色，進而融進了社會機構權威，並“教導兒子變得成熟，以及束約其社會的成員””Marcuse, 1966: 75）。所以最初的俄狄浦斯情結開始向個體—社會之間的衝突轉變。在其俄狄浦斯的比喻中，佛洛德建立了“一種自我尋求其限制的辯證法。反律法主義式的情感（antinomian feelings）自動引發了補償性的自我指責”，而這種指責，又反過來使得個體心理層面上的抑制（repression）得以可能（Rieff, 1959:226）。這種指責即為負罪感，與其相伴同生的是良知的感覺，也即感知罪惡的可能性：“良知，是我們對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產生的一種內在知覺。重點在於，這種排斥不必尋求任何理由，乃是‘不言自明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罪惡意識，即對我們某些要滿足特殊欲望的行為的內在厭惡”（Freud，1950：68）。在佛洛德那裡，此類罪惡感是構成焦慮的重要因素，並與其社會特徵一起，構成了神經官能征的實質特徵。在禁忌與欲求的相持過程中，不可接觸性成為了神經官能征的另外一個核心特徵：“在塔布中，禁止接觸乃是核心禁忌，也即神經官能征的核心；因此它有時被稱為‘接觸恐懼症’”(Freud，1950：27) 。社會因此變成了抑制性的社會，個體也因此而獲得神經官能征。神經官能征乃是個體的自我保存利益與利比多的渴求之間衝突的產物。在這一衝突中，“自我獲得勝利，但是其代價是嚴重的痛苦與放棄”（Freud, 1985: 309）。這一原初的抑制與個體欲望之間的衝突，構成了現代神經官能征的原型。 承接佛洛德的思考，瑪律庫塞在其所討論的工業社會中社會勞動的等級體系（hierarchical system）中表明瞭此種衝突轉變在現代社會裡的進展。這一等級系統“不僅將主宰（domination）理性化，而且‘‘內含著’反對主宰的反抗”（Marcuse, 1966: 90）。與這一體系不同的是，在羅伯特•泰勒這裡，我們所見到的是個體—社會衝突的另外一種發展：地方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衝突。也即在勞動等級體系之外的社會世界與該系統本身的衝突。 羅伯特•泰勒在文化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與主流社會的格格不入。它是一個以守望相助為基本社會形態的情感性社會，這與以專業化分工的現代社會截然不同，素德在進入該社區之前並未有過此類經驗。這一點使得羅伯特•泰勒與傳統性社會有所接近，但是由於前一種從資源匱乏到暴力氾濫的特點，它顯然並非是一個傳統型的社區。但無論如何，在主流社會看來，羅伯特•泰勒的社會形態，正如華康得所總結的，是一個荒誕化的非常態社會。以J.T.為首的販毒黑幫植根於當地的社會文化結構，與該社區處於一種共生互補的關係。黑幫為社區民眾提供基本的治安，以及甚至是某些福利，而社區作為毒品的最大市場，也是黑幫賴以生存的基礎。 在等級化的勞動體系看來，這是一個不可理喻的現實存在。貧民區以及黑人幫派無時無刻不在以暴力活動，非常態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刺激著“主流社會”，提醒著自己的存在。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層次的暴力：J.T.或者黑幫在社區內的懲罰行為、幫派與幫派之間的戰爭以及作為整體的社區與主流社會的衝突。這三種暴力的共同特徵在於展示性。J.T.通過展示其暴力來維持權威，幫派與社區則通過展示其暴力來獲取或者維護自己利益。所以，主流社會在文化模式上的自我認同由於與貧民區的暴力展示而陷入了困境。但與此同時，在第一節中所討論的知識生產機制開始將暴力化的貧民區的存在去意義化，並進而亟欲將其摧毀。 所謂將其存在去意義化，是指在前述中的那些相互對應的二元對立性社會實體的生產過程中，對於貧困社區以及販毒黑幫的概念化塑造。在此類包含著個體自我認同的社會存在塑造過程中，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正如阿爾杜塞所說，意識形態乃是一種“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力量….意識形態構成了社會，並在其中產生出現實影響。這些現實的影響乃是構成人的主體性的重要部分。於此，意識形態被認作是一種社會功能，為個體提供了嵌入社會機構與程式的社會與政治認同。這些社會機構與程式又反過來強化了特定的信仰系統”（轉引自Moon，2006：265）。在此類塑造中，貧困社區以及販毒黑幫成為了犯罪、罪惡、道德敗壞等等負面詞彙的代名詞。主流社會為羅伯特•泰勒提供了現實原則，而羅伯特•泰勒使得主流社會對其充滿了厭惡，焦慮異常。所謂亟欲將其摧毀，也即貧困社區及黑幫在知識譜系中的位置成功地喚起了主流社會的良知，也成為了主流社會尋求正義、平等乃至自由等等主流價值的正當理由。此種尋求，需要借助消滅貧窮和暴力，也即通過對貧困社區的改造來完成。而佛洛德所討論的神經官能征的一個顯著特徵，也即“接觸恐懼症”，在這裡也堂而皇之地存在：位於羅伯特•泰勒區和中產階級居住區之間的那一大片開闊地帶就是其最好的符號性表達。那一片地帶本來被規劃為黑人住宅區，由於過於靠近中產階級的居住區域，原本要建在此處的建築被塞進了遠離中產階級的一側，以使得主流社會避免與貧民區接觸。另外，素德從進入芝加哥大學開始，就不斷地接到官方正式的警告，要求不要與黑人貧民區接觸，因為那裡是罪惡之地，是危險的場所。這一類的警告，也是“接觸恐懼症”的社會性體現。 因此從精神分析哲學的傳統來討論現代社會中的貧民區，可以將失範的貧民區視為美國社會的官能征。在精神分析的哲學傳統中，神經官能征從個體的身心角度表達了文化與權力結構與衝突。文明的進展是基於永恆的各種衝突之中才得以可能。這其中包括性的衝動、攻擊性與規訓，以及個體與文明社會之間的衝突。但是佛洛德並沒有發展出對於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現象的暴力和其它現代文明的負面部分的分析。而在瑪律庫塞的幫助之下，我們則可以將羅伯特•泰勒社區以及J.T.的黑幫視為此種分析的絕佳案例。它們都構成為美國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實質性對立面。它們與主流文化或者“正常的”文化相伴同生，如影隨形，一體兩面。它充滿活力，來勢洶洶，不斷地騷擾文明社會，使其痛癢難當，無法安心。在規訓的現代文明社會世界中，由國家權力所強力背書的常規“工作流程”，“勞動紀律”以及官僚體制等規定了身體的行為舉止，以及受控的快感，並同時提供了工作，健康，教育等等權利。羅伯特•泰勒和J.T.的黑幫不僅通過它們的存在自身，而且還通過其生存方式，對此提出了強烈的挑戰。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該社區中暴力的氾濫，毒品的濫用以及毒品經濟在該社區的經濟支柱的地位。所以儘管主流社區理所當然地欲將其除之而後快，但正如我們在第一節中所討論的療治性國家的性質，也正如素德在本書中所展示的，這一計畫實際上並不可能完成，而且其意義更多針對于主流文化自身。由此出發，我們認為，在現代療治性國家中，最為重要的“接觸恐懼症”正是由素德所遭遇的方法論困境所表達出來的：現代社會科學對於現實問題的“接觸恐懼症”。這一接觸恐懼症由一系列的方法論原則和研究體系所構成，同時，在第一節最後所討論的知識壟斷機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是使得以羅伯•泰勒為代表的社會官能征成為可能的核心要素。 三、一種社會官能征分析的可能性 社會官能征這一概念並非旨在提出一種理解現代社會與主體性的二元論，而是希望可以藉此討論在流行的話語體制背後存在的此種二元論的生長機制。在這一方面，已經有法蘭克福學派將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哲學結合在一起的傳統。與此同時，在現代社會政治理論的傳統中，約翰•奧尼爾承接從本雅明、薩特到阿倫特對於暴力以及文明的思考，則進一步將暴力置於日常生活以及文明化的背景之下，將個體性暴力、或者犯罪性暴力與機構性、戰爭性的暴力區分開來。在此區分之下，作為現代社會代表的美國的貧民區及其特徵性的暴力活動就納入了思考的範疇（O’Neill, 1972: 57）。 在以技術理性為基礎所建立的現代文明中，國家治理壟斷了一切合法暴力的可能性，同時通過把日常生活中私人化的暴力歸類為非理性，努力將其排除在自身的體系之外（Elias，1982）。但是以暴力為代表的種種負面現象，也即瑪律庫塞所說的現代文明的疾病與不滿，包括戰爭、暴力、貧困等等，並不會隨著文明的排斥而消失。正是在這裡，社會官能征獲得了其討論的可能性。 而另一方面，約翰•奧尼爾認為，在現代身體理論的傳統中，居於核心位置的佛洛德並未提出一種生理修復技術（bio-prosthetics）以為文明提供新的動力。他希望可以從身體出發來重構社會和歷史。這一工作的意義在於重返人類原初想像能力（擬人論），雖然這在表面上與當今社會科學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但是卻有可能在今天這種療治性的國家形態中，為社會科學重拾信心，並進而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人、自然以及社會機構之間那種複雜關係之中所存在的重大問題”（約翰•奧尼爾，1999：2）。就此而言，他認為福柯所討論的性的身體並不足以代表身體意義的全部，他轉而主張對一種交往身體（communicative body）的討論： “交往身體被降格為性的身體是一個歷史過程，它歪曲了那曾經統攝著自然、社會和人類身體的性別化的宇宙學，並使其從屬於自然和人類家庭的工業化”（奧尼爾，1999：6）對於奧尼爾來說，交往身體既是“所有社會的道德基礎，也是任何一種社會科學實踐的道德基礎”（奧尼爾，1999：8）。 在重返擬人論的基礎上，個體層面上的社會官能征可以獲得其日常分析的空間。而這一領域尚未在社會學的日常分析傳統中獲得重視。個體層面上的社會神經官能症的意義特別集中在對於此類行為舉止的社會學理解之上。除此之外，重返擬人論的社會學努力還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社會學想像力，以及社會學自身在現代社會中的恰當位置。此種反思與重構，對於面向轉型社會，思考中國問題的中國社會學來說，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 ① 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的概念最早出現於佛洛德與1911年發表的《精神功能二原則論》，並與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一起，隨後成為佛洛德理論的核心概念。作為支配精神運作的兩種原則之一，現實原則乃是對快樂原則的修正。現實原則作為一種調節的原則，使得個體不會直接追求滿足，而是會根據現實條件迂回進行，並延遲對結果的追求。 參考文獻： 尚•拉普朗虛，尚-柏騰•彭大曆斯，2000，《精神分析詞典》，沈志中，王文基譯，臺北：行人出版社。 素德•文卡斯特，2009，《黑幫老大的一天》，孫飛宇譯，上海：世紀文景出版集團（即出）。 約翰•奧尼爾，1999，《身體形態——現代社會的五種身體》，張旭春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Brown, Norman O. 1985,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Elias, N. 1982/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reud, Sigmund 1950, Totem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5,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 Society and Relig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O’Neill, John 1972, Sociology As A Skin Trad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 1995, The Poverty of Post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arcuse, Herbert 1966,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Moon, Claire 2006, “Narrating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Social & Legal Studies 15. Rieff, Philip 1959,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Venkatesh, Sudhir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Wacquant, Loïc J.D. 1997, “Three Pernicious Premises in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Ghet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Events and Deb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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