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翼讀書組專輯: 結構主義之後：20世紀80年代以後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分化發展 [張亮] (轉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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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主義之後：20世紀80年代以後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分化發展 [張亮] (轉載) 來源：實踐與文本 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柴契爾主義”強勢的推進，英國的資本主義重新煥發出了勃勃生機，社會主義在英國再一次變得遙遙無期。這使得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政治訴求的英國新左派運動的存在基礎受到嚴重侵蝕，開始走向終結。與此同時，隨著英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的變化，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日益盛行，70年代就出現的各種亞政治的新社會運動（和平運動、生態運動、女權運動等）逐漸取代新左派運動成為左派抗爭的主要形式。在這種時代語境中，左派思想家的政治訴求和理論旨趣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多元分化。結果，在經歷過戰後至60年代初的一元（文化馬克思主義）統一階段，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二元（文化馬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對立階段後，英國馬克思主義進入了一個多元分化發展的新階段。 一、英國馬克思主義陣營的散裂化 進入80年代以後，執英國馬克思主義發展之牛耳的主要是兩類思想家。一類是以安德森、霍爾、伊格爾頓為代表的第二代英國新左派思想家。他們大多出生於30年代到40年代初，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陸續走上理論舞臺，60年代末以後自覺進行結構主義轉型，是70年代盛行一時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建構者和推動者。另一類是以柯亨、拉克勞、默菲為代表的、1968年學生革命前後投身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左派學者。雖然他們70年代就已經嶄露頭角，但並沒有形成自身的獨特性。只是在進入80年代以後，他們方才塑造與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顯著不同的理論形態，其理論效應逐漸顯現。在整個70年代，上述兩類思想家彙聚在“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旗幟周圍，與第一代英國新左派思想家宣導的文化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激烈論戰，表現出了某種趨同性。但進入80年代以後，這種趨同性迅速崩潰，英國馬克思主義陣營呈現出一種明顯的散裂化趨勢。 散裂化趨勢首先表現在烏托邦期待的多樣化上。60年代初以前，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熱情期待英國的社會主義前景，堅信英國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能夠帶領英國走向社會主義。但是，1961年以後，工党右翼重新佔據上風。社會主義在英國的前途重新變得暗淡。這導致英國新左派在政治期待上出現顯著分化。以威廉斯、湯普森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堅持認為英國工人階級具有革命傳統，能夠重新革命化，從而在未來帶領英國進入社會主義。為此，他們積極投身各種參與性民主政治活動，試圖重新激發工人階級的革命激情。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則認為英國缺乏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傳統，如果沒外部革命運動的推動和幫助，英國不可能自行走向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英國社會主義的希望已經不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身上，而在於青年學生。為此，他們大力譯介古巴、義大利等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新進展以及歐洲大陸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學說，力圖以這些真正革命的理論來武裝青年一代。1968年學生運動之後，和平運動、生態運動、女權運動等新社會運動在英國蓬勃發展。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們大多程度不等地參與了各種新社會運動，並最終形成一種認識：各種新中間階級的形成改變了英國的傳統階級結構，社會主義已經從排他的工人階級運動，轉變為工人階級和其他多元社會政治力量的共同運動。進入80年代以後，新社會運動最終取代工人階級運動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的主要運動形式。這使得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烏托邦期待進一步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堅持社會主義信仰，把參加新社會運動視為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反抗資本主義、保持社會主義革命性的一種現實方式；一部分人則認為運動即是目標，從而在不宣稱放棄社會主義信仰的前提下，把各種新社會運動的目標作為自己的烏托邦期待；另外一些人則把傳統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本質主義的觀念公開加以拋棄，轉而將“鏈結”了各種新社會運動的政治、社會、文化訴求的多元激進民主作為自己的烏托邦期待。 散裂化趨勢其次表現在對後結構主義等後現代思潮的態度分化上。60年代初以後，安德森領導下的《新左派評論》雜誌開始系統地向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譯介當代歐洲大陸思想，其重點是後來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時兼顧其他激進思潮。這極大地開拓了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視野，同時使他們養成了自覺接受外來激進思潮的習慣。這一點可以從“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70年代英國的盛行得到有力印證。與此同時，在結構主義的發源地法國，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已經因其忽視人的歷史主體作用而從法國思想界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在結構主義的滋養下成長起來的更激進的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這些後現代思潮在其形成之初即開始零星傳入英國，進入80年代以後則得到了非常系統的譯介。但是，對於這些更加激進的思潮，此時已經走向成熟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像過去那樣非批判地熱情擁抱，而是在冷靜思考後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多數人反對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理性主義以及作為宏大敍事的馬克思主義的顛覆、解構，選擇以沉默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少數人在對後現代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烏托邦潛力給予正面評價的同時，對其理論本質保持了警惕和懷疑，最終判定它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一種無意識呈現。只有極少數人堅信後現代主義（特別是後結構主義）是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所必須吸收的理論資源。 散裂化趨勢最後表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範式的多樣化發展上。在戰後英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戰後至60年代初），具有鮮明英國本土特色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範式得到了絕大多數新左派思想家的認同。但在60年代初第二代新左派崛起之後，這一範式遭到第二代新左派的嚴厲批評。他們力圖通過引進、吸收“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歐洲大陸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來鑄造適合英國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範式，其結果就是“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範式在70年代的盛行及與文化馬克思主義範式的二元對立。進入80年代之後，隨著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烏托邦期待以及理論資源、學術旨趣等的多元分化，前述二元對立格局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受結構主義的馬克思研究的激發，70年代中後期，一些具有英國本土分析哲學背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開始系統研究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創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基於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取消馬克思主義固有的存在論基礎或本體論承諾的不滿，80年代早期，有哲學家嘗試運用批判實在論解釋、發展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批判實在論的馬克思主義”，另外一些哲學家則回到《資本主義》及其手稿，建立了新辯證法學派。與此同時，“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開始反思自身局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向文化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回歸，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運用生產方式分析範式分析新興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現象，填補馬克思的構架中存在某些“空場”，從而成為傑姆遜所宣導的“晚期馬克思主義”者；個別人則從結構主義走向後結構主義，創立了“後馬克思主義”。 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及其反動 我們知道，作為分析哲學的發源地，英國哲學界一向缺乏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興趣與熱情。即便是有所研究，通常也是批評性。不過，這種情況在70年代末期得到了根本改變：“在哲學方面，G•A•科亨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第一次把分析哲學的程式標準引進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中，這部著作顯然是70年代這一研究領域的里程碑。”[1]pp. 22-23以此為起點，一場以“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而聞名的理論潮流開始在英美流行起來，並在80年代後期達到鼎盛。這成為80年代以後英國馬克思主義多元圖景中很引人注目的一個理論景觀。 那麼，“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何以能夠在輕視、敵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英國興起呢？這大體上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60年代以後馬克思研究在英國勃然興起，高水準的研究成果陸續湧現，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狹隘認識。第二個原因是60年代末期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被譯介到英國後，他的馬克思解讀在激發了英國哲學家的研究興趣的同時，其研究方法也遭到了後者的強烈批評。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的序言中，柯亨直言不諱地提到了這一點：“首要的是，我發現《讀〈資本論〉》的很多內容極為含混。邏輯實證主義以及它堅持的理智活動的精確性主張，在巴黎從未受到重視，這也許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英語國家的哲學早已超過邏輯實證主義，但還在它一直同後者有關係。阿爾都塞的含混會給英國的馬克思主義造成不幸的後果，因為在英國明晰是一種寶貴的遺產，而且在英國一般都不假定理論陳述必定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東西。”[2] p. II 根據科亨後來的自述，我們知道，他出生於加拿大的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猶太工人家庭，在1961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分析哲學之前，就已經確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信念。60年代中後期，他嘗試用一種不嚴格的分析哲學方法去描述馬克思的觀點，但卻與正統的分析哲學家碰撞，這促使他用嚴格的分析哲學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他堅信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但卻存在三個問題：一是一些概念不清晰，論證不嚴謹；二是對社會歷史問題只有宏觀論述而缺乏微觀分析；三是一些理論或者已經過時，或者是錯誤的。他的目的就要用分析的方法去重構、修正、補充馬克思主義，使之成為真正革命的科學的理論。與“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同，他崇尚分析的思維，反對“辯證的”思維和“整體主義”的思維，因為他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擁有它自己的有價值的思維方法。他宣稱自己的分析的方法主要來自西方當代哲學社會科學思潮，主要有：從20世紀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哲學發展起來的邏輯和語言分析方法；現代西方經濟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繼承發展而來的經濟分析方法；源於“決策論”、“博弈論”、“理性選擇理論”的描述選擇、行為和策略的方法。[2] pp. 1-10 1978年，柯亨出版了自己的多年思考所得《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該書一經出版，立即吸引了歐美三個同樣具有分析哲學背景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共同組成了一個“九月小組”，每年定期在倫敦進行專題研討，從而創立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進入80年代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影響不斷擴大，並在80年代末期達到高潮。對於80年代以後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意義在於它體現了一種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本土化發展的努力，用英國知識界熟悉的分析的方式，對英國知識界感興趣的、具有重大現實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進行了重構、修正與補充，使得馬克思主義更容易被在分析哲學傳統中成長英國哲學家以及其他知識份子所理解和掌握，從而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傳播。這一點在更年輕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喬納森•沃爾夫的記述中得到生動體現。[3]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作為本土化的積極成果，它的突出成就在於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進行了澄清，從而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思考、論證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提供了明晰性基礎。[4]但作為本土化的消極的副產品，它取消了馬克思主義固有的存在論基礎或本體論承諾。這一點引起了其他一些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不滿，並試圖對此進行彌補或反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批判實在論的馬克思主義”和新辯證法學派。“批判實在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是英國的科學哲學家羅伊•巴斯卡。在70年代批判實證主義科學觀的時代背景下，他提出了批判實在論，力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哲學傳統之間，開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第三條進路。[5] 80年代以後，他開始將批判實在論用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作為社會科學而非哲學的馬克思主義提供輔助性的補充，以及本體論基礎。90年代以後，圍繞他的這一倡議，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形成了一次不小的爭論熱潮，[6]從而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主導地位構成了某種挑戰或反動。新辯證法學派的主要代表是曾長期在蘇塞克斯大學講授哲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克里斯多夫•亞瑟。亞瑟是一名具有深厚的黑格爾哲學修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長期從事《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的編譯工作，以及《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哲學思想的研究。1986年，他出版《勞動辯證法：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一書，對馬克思經濟學著作中的辯證法思想及其當代價值進行了深入闡發。他關於辯證法的主張得到了包括美國左派學者托尼•史密斯在內的許多英美左派學者的支持，從而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新辯證法學派。該學派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辯證法的否棄，[7]堅持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法。[8] 三、“晚期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重裝上陣 1972年，深受第二代新左派推崇的託派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曼德爾出版了《晚期資本主義》一書，系統深入地闡述了自己的資本主義“長波”理論，指出資本主義除了短的經濟週期之外，還有長達幾十年的“長波”，而資本主義在經歷了戰後的繁榮長波之後，正在無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長波。[9]1974年，因石油危機而導致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證實了曼德爾“長波”理論的正確性。這讓第二代新左派異常振奮，堅信新的無產階級革命高潮已經來臨，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使命不再是解釋世界，而且現實地改造世界。這種樂觀主義情緒在安德森1974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得到充分體現。[10] p. 122正因為如此，他從政治上對長於理論研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表示出了某種蔑視，認為它實際上是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失敗主義的產物。[10] p. 117然而，隨著“柴契爾主義”的強勢推進，第二代新左派最終發現：在經歷了危機後資本主義重新變得生機勃勃，它的必然滅亡再一次被延宕。於是，他們也被迫從實踐退回到理論，通過理論批判資本主義，等待下一次危機的來臨。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們看到，大多數第二代新左派開始反思“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同程度地回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肯定馬克思的可錯性的同時，重申了馬克思生產方式分析範式的科學性和合法性，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運用生產方式分析範式分析新興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現象，填補馬克思的構架中存在某些“空場”。就這樣，他們在後來傑姆遜十多年後才發明的“晚期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重新集結了起來。[11] 在“晚期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最先重裝上陣的是伊格爾頓。1981年，伊格爾頓出版《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評》一書，公開表明自己是一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同時承認自己已經從《批評與意識形態》時期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向著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所宣導的生產方式分析範式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回歸或發展。[12] p. 12整個80年代，伊格爾頓都在不斷地反思、調整、回歸，期間多次向自己曾尖銳批評過的老師威廉斯致敬。[13] p. 262結果，80年代末，伊格爾頓最終明確、完善了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評方法，其核心是強調“文化的複雜關係結構表現為一種‘生產’關係或物質關係，即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決定因素是經濟生活中的社會關係，這種經濟社會關係集中表現為政治權力的結構形式，因此‘文化’不是超驗的可以任意漂浮的能指，而是與我們的日常感覺緊緊聯繫著的實在問題，是現實政治問題；文化範疇仍然是利益和權力激烈鬥爭的場所，是矛盾和問題本身，而不是消除問題的辦法；文化政治批評不是用文化來解釋一切，而是用一切來解釋文化。”[14] pp. 8-990年代以後，伊格爾頓嫺熟地運用文化政治批評方法，對大量當代文化現象、政治問題等進行了出色的分析，牢固確立了自己作為“晚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地位。 繼伊格爾頓之後，霍爾領導下的伯明罕學派也對70年代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進行了反思與回歸。1983年，理查•約翰生在伯明罕學派的油印材料上發表了著名的“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一文，指出生產的視角是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把這些相互迥異的著作連結在一起的，在於它們都採用了關於生產的理論觀點，即便不是文化生產者的觀點的話。它們最感興趣的是文化形式的生產和社會組織。當然，正是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範式佔據了非常核心的位置，即便這是一個一直有爭議的位置。”[15] p. 24儘管接下去約翰生對生產視點的兩個限制即“經濟主義”和“唯生產論”提出了批評，但更重要的是，他對銀幕派的結構主義立場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批判，認為他們幾乎完全忽視了生產的觀點，已經有點走火入魔了。[15] pp. 35-38與此同時，我們看到，霍爾也對自己1973年提出的編碼/解碼理論進行了更新，將它從單純的文本轉移到複雜的意識形態中，從而發現了政治語言的複雜作用，提出了閱讀政治學，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指南。[16] 第四章 作為第二代新左派曾經的理論旗手，安德森也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集結到了“晚期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我們知道，1980年，安德森出版《英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爭論》一書，基於自己70年代標榜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對湯普森的理論立場進行了全面批判和分析，儘管他把湯普森尊崇為“當今最傑出的社會主義著作家”。[17] p. 1不過，到了1983年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軌跡》，我們看到，他對湯普森批判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不管我們對這場辯論的功過是非看法如何，今後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象他們多年來所做的那樣，站在任何一方來辯論，宛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理論屬於兩個不同的精神世界，兩者之間只少許有些交叉，令人有點難以理解。……這雙重的收穫——理論和歷史之間新的交流，及跨越國界——成為過去十年中最有成效的變化之一。” [1]p. 28同時，對於自己曾熱烈歡呼過的結構主義的內在局限性，他也有了更加清醒的反思：“如果結構在一個單獨超越所有主體的世界中得到承認，那麼什麼能確保它們的客觀性呢？極端的結構主義也決不會比它所宣告的人類的毀滅再刺耳了。” [1]p. 68既然“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不再值得堅持，那麼，在當代如何才能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呢？在沉默了十多年後，1998年，安德森最終給出了自己的回答。是年，他以書的形式出版了為傑姆遜的新書《文化轉向》撰寫的長篇書評《後現代性的起源》，通過捍衛傑姆遜對後現代主義的批判性認識，表達了自己對傑姆遜所宣導的“晚期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認同。[18] 說到英國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在“晚期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重裝上陣，我們不能不提到大衛•哈威。與大多數第二代新左派不同，由於地理學的特殊性，哈威60、70年代並沒有受到結構主義的明顯影響。70年代初，他通過盧卡奇對實證主義的批判轉向對《資本論》的研究，從而確證了馬克思生產方式範式的基礎意義及其當代價值，並把資本市場的邏輯變遷作為自己的研究重點。80年代以後，他一方面借助於馬克思主義將地理學提升為空間政治學，另一方面則借助城市化經驗把歷史唯物主義發展成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19]成為當代歐美“晚期馬克思主義”陣營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理論家。 四、“後馬克思主義”的異軍突起 在70年代的英國，阿爾都塞的影響如日中天。可在法國，他實際上已經因為忽視人的歷史主體作用而從法國思想界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在結構主義的滋養下成長起來的福柯、拉康、德里達等後現代主義者所創立的更激進的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在其形成之初即開始零星傳入英國，並得到了某種曲折而微弱的回音：70年代後期，被認為比阿爾都塞還阿爾都塞的新左派學者赫斯特和希丁斯就仿效後結構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階級政治進行瞭解構。[20] 80年代以後，英國理論界對後結構主義進行了非常系統的譯介。但是，絕大多具有“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背景的英國新左派思想家，並沒有像當年接受結構主義那樣接受後結構主義，比較罕見的兩個例外是拉克勞和墨菲。之所以他們對後結構主義具有較強的親合性，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們長期生活和戰鬥在不同於英國語境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60年代高漲的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跨階級的民族民主鬥爭，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當代資本主義現實的理解與判斷。結果，在他們眼中，一些基本理論（生產方式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工人階級及其階級鬥爭的重要性，等等）變成了可以修改甚至放棄的一般學說。正因為這樣，他們比較容易接近、接受後結構主義。[21] 雖然拉克勞和默菲與後結構主義具有很強的親合性，不過，作為嚴肅的思想家，他們並沒有匆忙投入它的懷抱。只是當他們發現，進入80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似乎已經變得僵化，不再能夠面對、解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巨大轉變以及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社會鬥爭的新形勢。於是，他們開始用後結構主義解構、重新啟動馬克思主義，闡發他們所勾畫的“後馬克思主義”多元激進民主規劃。[22] pp. 1-5他們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1985年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 不管今天我們怎樣評價《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及其中的“後馬克思主義”，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這實際上是拉克勞和默菲直面變化了的資本主義現實，探索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道路的理論結晶。所謂變化了的資本主義現實指的就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具體地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工人階級數量不斷下降，中間階級人數不斷上升。相應地，工人階級的革命性日漸低落，工人階級運動的活躍程度和政治重要性迅速下降。與此同時，和平運動、生態運動、女權運動等由各種新中間階級主導的新社會運動卻蓬勃發展，最終取代工人階級運動成為反抗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23]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這種變化是根本性的，它說明“在當代資本主義現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範疇能夠合法包容的東西之間存在著日漸擴大的裂痕”。[22] 第二版序言,p. 2基於這種判斷，他們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概念，認為作為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的統一性基礎已經不存在，留下來的只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名詞。之所以“工人階級”死亡了，那是因為“階級”和“主體”已經先行死亡了，存在的只有“主體身份”或“主體立場”。[22] p. 128在這種通過“認同”建構起來的“主體身份”或“主體立場”基礎上，他們隨即以後結構主義的方式建構出了新的、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工人階級概念：它們不過是各個“主體身份”在特定狀態和利益關係中的相互聯合或“鏈結”的產物。最終，他們從理論上證明：在現時代，階級已不再具有確定的物質基礎，而更多地成為一種隨意的主觀身份認同。 雖然拉克勞和墨菲的上述理論讓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感覺匪夷所思，不過，誰也無法否認：它似乎比同時代其他階級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這使得他們敢於放手用後結構主義的“話語理論”，解構、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本質主義話語，使之從對資本主義的科學的革命的批判性認識，轉變為一個在話語實踐基礎上可以任意“鏈結”或填充的理論空場：“我們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間關係的實踐稱之為鏈結，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規定為鏈結實踐的結果。來自鏈結實踐的結構化總體，我們稱之為話語” [22] p. 114。既然馬克思主義已經被重新建構為一種非本質主義的話語，那麼，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經濟基礎與政治、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辯證法決定關係也就不存在了，人們由此獲得了根據實際需要，歷史地“鏈結”、重建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權力。最終，拉克勞和墨菲合乎邏輯地解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社會主義規定性，先將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與各種新社會運動的社會文化鬥爭等量齊觀，再將它們無差別地“鏈結”為激進多元民主規劃，從而在“回到領導權鬥爭”的激進口號下，放棄了對社會主義前途的信仰與追求。 應當看到，拉克勞和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體現了一種在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努力。但是，它的“發展”在太多方面都突破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底線。因此，它一經過提出即得到同等程度的讚譽與批判。圍繞它所展開的爭論至今沒有終結，從而成為激勵英國馬克思主義繼續前進的一個動力。 參考文獻 [1] 安德森.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M]. 北京: 東方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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