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翼讀書組專輯: 從蘇聯馬克思主義到文化馬克思主義—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戰後形成 [張 亮] (轉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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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蘇聯馬克思主義到文化馬克思主義—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戰後形成 [張 亮] (轉載) 來源：實踐與文本 眾所周知，儘管馬克思主義是在英國走向成熟和豐富，進而走向世界，成為一種改造世界和創造歷史的物質力量，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後的四分之三個世紀裏（1845-1920年），英國一直沒有能夠確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即便在1920年英國共產黨成立後，這種情況也沒有發生明顯改變。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英共是一個在蘇（俄）共和第三國際扶持下成立的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政黨，它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長期追隨、依附蘇（俄）共，缺乏進行理論創新的需要、動力和能力。不過，在30年代中後期大批知識份子加入英共後，這種情況發生了積極的變化：這些知識份子黨員一方面自覺地將蘇聯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則在將後者運用到各自研究的過程中，實現了對後者的不自覺突破，從而開啟了一種良好的學風，形成了一批有創見的理論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的左派知識份子沿著戰前開闢的道路繼續致力於英國本土問題的研究，逐步創造出了一種具有鮮明英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英國新左派運動興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深入反思、批判史達林主義之後，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新左派思想家陸續出版了一批影響巨大的著作，後來聞名於世的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就此正式呈現在世人面前。 一、蘇聯馬克思主義與30年代英共知識份子黨員的理論創新 1920年，在蘇（俄）共和第三國際扶持下，英共成立。這使得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傳播與發展得到了一種體制保證。不過，由於英共的黨員主體和党的領導都為產業工人，所以，英共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長期追隨、依附蘇（俄）共，這導致蘇聯馬克思主義自然地成為英共的指導思想。1933年以後，隨著納粹的興起、西班牙內戰的爆發，共產主義因為其日益彰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響力而成為對自由資本主義現實不滿的英國知識份子的替代選擇。於是，大批英國知識份子陸續加入英共。 對於當時英共的知識份子黨員而言，蘇聯馬克思主義絕不是什麼難以忍受的教條，而是渴望學習、掌握的真理。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傳統、思想傳統等原因，30年代英共的知識份子黨員絕大多數來自文學、自然科學、歷史學和經濟學這幾個學科領域，沒有專業哲學家。他們學習、掌握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目的都是為了指導各自領域的具體研究。這就使得他們能夠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比較容易克服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桎梏，形成一些有創新性的成果。 在1940年的“置身魚腹”一文中，已經與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拉開一定距離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不無微詞地指出：1935年到1939年間，共產黨對40歲以下的英國作家們產生了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這些青年作家基於自身的反法西斯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立場而轉向共產主義，他們通常被稱為“奧登一代”。 由於可以理解的歷史原因，“奧登一代”都是蘇聯的堅定支持者。在文學創作方面，他們熱烈響應共產國際關於文學服務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創作了一大批政治正確然而卻沒有太高的文學價值和影響力的作品。在文學批評方面，他們努力學習、應用史達林主義所提供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去分析他們所關注的英國文學問題，湧現出了阿力克•韋斯特（Alick West, 1895-1972）、拉爾夫•福克斯（Ralph Fox, 1900-1937）、傑克•琳賽（Jack Lindsay, 1900-1990）、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等青年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不過，就像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文學與社會》中所批評的那樣，上述青年批評家受到蘇聯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深刻影響，在理論上幾乎是乏善可陳，唯一的例外是考德威爾的《幻象與現實》。 《幻象與現實》完成於1935年11月，但直到1937年2月12日考德威爾犧牲幾個月後方才出版。很清楚，該書的基本理論框架直接來自蘇聯馬克思主義，結構比較淩亂，原理運用比較生澀有時甚至相當機械，但是它卻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引下，對文學形式與社會經濟過程的關係、文學的社會功能等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分析，並深刻剖析了資產階級“自由”的幻象本質，同時突破蘇聯馬克思主義教條，提出了人民的主體性思想。 考德威爾因此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者。 那麼，為什麼考德威爾能夠突破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桎梏，形成這些創見呢？在長篇評論文章“克裏斯多弗•考德威爾 ”中，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提出了一種非常深刻的解釋：考德威爾自覺嘗試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英國文化傳統相結合，從而使後者中那些注重文化的獨立性和客觀性、反精英的人民立場、注重經驗研究的歷史觀和文學史觀等有益思想傳統，對蘇聯馬克思主義教條形成了一種不自覺的抵制或解構；他這麼做的意義不僅在於使他本人因此取得了頗為豐碩的理論成果（儘管具有很大的含混性），更重要的是為後來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了一條正確的方向。 除了考德威爾，30年代英共其他一些知識份子黨員也完成了一些具有創新性的成果，儘管它們的創新性不像《幻象與現實》那樣引人注目。他們是經濟學和經濟史學家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歷史學家莫爾頓（Arthur Leslie Morton, 1903-1987）、物理家和科學社會學家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 多布1922年就加入英共，並很快成長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在主要從事資本主義企業和蘇聯經濟發展研究的過程中，他於30年代早期形成了一套與英共領導層從蘇聯馬克思主義全盤接受而來的教條主義迥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觀，並在1932年題為《今日之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中進行了相對系統的闡發。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或者說關於歷史的唯物主義。據此，他反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直覺”或“先驗的邏輯”，強調必須通過研究歷史經驗形成歷史認識。 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1937年，他出版《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一書，系統闡發了自己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與作用的基本理解。 雖然他在總體上並沒有超出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但是我們看到，基於對政治經濟學說史以及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扎實研究，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帝國主義發展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經濟規律問題都提出了頗具創新性和影響力的觀點。正因為如此，在此後相當長的時期裏，該書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一直發揮著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功能。 和多布一樣，莫爾頓在大學時代就加入英共。1938年，他響應英共領導人發出的“向英國歷史進軍”的號召，出版《人民的英國史》一書。 從今天的角度看，該書無疑是通俗的、相當簡單化的，不過，它卻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在這裏，唯物史觀不僅首次運用於對英國歷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英國傳統史學的、符合唯物史觀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念已經呼之欲出：正是在這裏，在以往歷史書中被忽略了的農民、工人等被壓迫階級首次成為英國歷史的創造主體。 貝爾納是英國現代著名物理學家，1923年就加入英共，但直到1931年才在蘇聯學者的影響下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南研究科學史。1939年，他出版《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 該書一經出版即得到廣泛好評，被認為是科學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開山之作，但長期以來，它的馬克思主義之維基本上被忽視了。 事實上，就像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 1917-）指出的那樣，該書實際上是貝爾納力圖實現馬克思主義與自然科學的聯姻的一個產物。 雖然這種聯姻被證明是短命的，不過，馬克思主義對於該書的成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卻是不可抹殺的：正是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整體性和辯證發展觀點，該書才能屏棄科學是一種純粹的、超越世俗的東西的傳統假像，將科學還原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而在社會經濟政治發展與科學的歷史互動中，揭示出了科學發展的社會邏輯及其社會功能的歷史變遷。 與同時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那些具有重大影響的理論發展相比，30年代英共知識份子黨員的理論創新不管在程度上還是在數量上無疑都是微不足道的。不過，我們必須以一種歷史主義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微不足道的創新：它們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沒有原創性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局面，為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形成開了一個好頭；更重要的是，它們自覺延續英國實證的文化傳統，共同開創了一種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英國實際問題相結合的優良風氣，從而使得後來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在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促成獨具英國特色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二、戰後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進一步理論探索及對史達林主義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共的政治發展進入了一個高潮期，但與此同時，其內部卻出現了顯著的理論分裂。作為長期追隨蘇共的一個結果，40年代以後，英共內成長起了一批高度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官方理論家，他們亦步亦趨地仿效蘇聯理論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批判當代資產階級哲學社會科學和宗教意識形態。 雖然這些官方理論家佔據了英共黨內的主要理論陣地，不過其實際影響卻相當有限，因為就在他們教條主義地照搬照套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大多數左派知識份子則是自覺延續那些30年代知識份子黨員所開闢的道路，努力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南，研究、解決當代英國人所關注的具體的英國問題。在這個方面，英共黨內以及親英共的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的貢獻最為重大。 我們知道，英國具有頗為悠久的社會主義史學傳統，其發端可以追溯到左派自由主義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 1952-1883）。 受此影響，建黨之初就有個別歷史學家加入英共，30年代以後則有越來越的青年曆史學家加入其中。1946年，以研討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的修訂問題為契機，這些歷史學家成立了著名的“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在1956年前的十年間，他們定期開展活動，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建構之路， 最終取代30年代黨內紅色科學家團體，成為當時英共內最活躍、影響也最大的理論組織。 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多布、莫爾頓、霍布斯鮑姆、湯普森外，“小組”中的青年成員還有希爾頓（Rodney Hilton）、希爾（Christopher Hill）、桃樂西•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基爾南（Victor Kiernan）、湯姆生（George Thomson）、哈里森（Royden Harrison）、薩繆爾（Rapheal Samuel）和魯德（George Rudé）等人，其中，“小組”的精神導師是英共創党黨員、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英文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34）和《馬克思主義、民族性與戰爭》（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1934）的編輯多爾（Dona Torr, 1883-1957），核心則是多布。由於年資這種客觀原因，“小組”成員在“小組”實際開展活動的十年間公開出版的論著並不多，但這些論著都充分展現了一個根本特徵：力圖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下研究、解決英國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早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問題，以確證、修正、深化、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具體結論。 這一時期最值得一提的理論成果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多布的《資本主義發展研究》。該書貫徹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從經濟史的角度對作為社會形態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了首次系統研究， 結果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引發一場關於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大討論，“小組”也由此為人所知。另一個是希爾的《1640年英國革命》的1955年修訂版。該書堅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解釋17世紀英國革命，強調這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儘管是一場失敗了的民主革命。 儘管這一觀點至今仍然不斷被攻擊，但卻已經成為該問題上的主導性觀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原“奧登一代”回歸傳統或主流的同時，年輕一代左派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成長起來了。和那些以“憤怒的青年”而聞名的左派文學家一樣，以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雷蒙•威廉斯以及斯圖亞特•霍爾為（Stuart Hall, 1932-）代表的新一代左派文學理論家大多出生工人階級家庭或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因此，雖然他們大多不是英共黨員（威廉斯在參加二戰前曾加入英共，但後來沒有再登記），但當時都採取了親英共的激進左派立場，並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不過，作為戰後在劍橋、牛津成長起來的文學理論家，他們在思想上首先受到的是以利維斯為代表的“細察派”的深刻影響。就像威廉斯後來評論的那樣，利維斯吸引他們的主要有三點：批判工業主義的文化激進主義立場，從文學走向文化的實用批評方法，對成人教育的極大重視。 然而，當他們在利維斯的影響下積極投身成人教育實踐後，卻深深地被無產階級文化和新興大眾文化所感染，從而與利維斯的文化保守主義精英立場產生了尖銳對立，並自覺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任務：用馬克思主義改造利維斯主義，以實現對利維斯所崇尚和接續的“文化與社會”傳統的革命化恢復。那麼，應當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改造利維斯主義呢？威廉斯等堅決反對像30年代的左派文學理論家那樣教條主義地照搬照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因為馬克思主義中並不存在一種可以直接適用的文化理論：“馬克思本人曾想建構一種文化理論，但沒有完全建成”，所以，應當做的就是按照馬克思“已顯示出其豐富性和重要性的構想”，建構可以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文化理論， 進而用這種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去改造利維斯主義。很清楚，和“小組”一樣，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力圖解決的也是在英國的民族性語境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雖然在1956年之前他們並沒有形成多少有影響的成果，不過，在這種暫時的平靜下面，新的探索已經基本大功告成，只待破繭而出了。 隨著上述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探索的不斷深入，他們與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差異、對立日益明顯。決裂已不可避免。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的赫魯雪夫秘密報告及蘇聯入侵匈牙利事件使很多英共黨員對長期追隨蘇共的英共徹底失望。於是近三分之一黨員退黨，其中包括除了霍布斯鮑姆外的全部“小組”成員。隨後，前“小組”成員與包括前述左派文學理論家在內的其他許多左派知識份子一起，形成了聲勢頗為浩大的新左派運動，以體制外的方式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為了更好地前進，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反思、批判、清算長期以來一直作為英共指導思想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史達林主義）作為自己的首要工作。在這個方面，湯普森和威廉斯著力最多，貢獻也最大：在1957年夏季《新思想者》雜誌的創刊號上，湯普森發表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致非利士人書”一文，全面闡發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觀，其中包括他對史達林主義的系統評價； 威廉斯則在1958年《文化與社會》中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節中，比較完整地表達了自己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性理解。 對於史達林主義，他們的總體看法大致如下。第一，史達林主義以教條主義的方式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不是把它當作科學的革命的方法論，而是奉為放之四海皆准的絕對真理體系，結果將歷史唯物主義中許多具有真理性的歷史的具體的科學原理扭曲為了絕對的成見。第二，史達林主義由於未能正確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本質，沒能發現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始終是通過作為實踐主體的人進行互動的，結果未能真正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學說的隱喻本質，始終以機械決定論和經濟還原論的方式來看待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及其相互關係，從而把辯證的“決定”荒謬地詮釋為了宿命論意義上的預先確定。第三，基於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學說的不正確理解，史達林主義狹隘地把文化界定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沒有看到文化實際上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由實踐溝通到一起的一個綜合體，它的一部分在社會意識之中，另一部分則經過實踐延伸到社會存在之中，因此，文化決不是單純被決定的，它同時也可以發揮客觀的決定作用。 很顯然，新左派思想家“破舊”是為了“立新”，而這個“新”就是我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文化馬克思主義。 三、第一代英國新左派與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說到文化馬克思主義，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個術語“文化主義”。按照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道雷的考證，“文化主義”其實是霍爾等伯明罕學派年輕一代文化研究學者70年代末杜撰出來的一個術語，以形容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完成的那些著作，因為在他們看來，雖然這些著作的馬克思主義性質值得懷疑，但確實具有共同的理論特性。 就此而言，“文化主義”與文化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的所指，儘管前者具有一定的貶義。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在90年代以後的文化研究史著作中，“文化主義”其實變成了一個中性術語，大致相當於英國文化研究的起源階段這種意思，由此一來，霍爾以及伯明罕學派的其他早期成員都被納入其中了。 雖然這種用法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在我們看來，它卻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無原則地混淆了霍爾與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的本質區別：儘管霍爾和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等一樣，也是新左派運動的發起者和核心人物， 不過，他後來的發展表明，不管是在政治上還是理論上，他都更接近於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等30年代中後期以後出生的第二代新左派，而出生於30年代之前的那些第一代新左派具有明顯的距離。有鑒於此，我們希望重申霍爾透過文化主義這個術語從批評的角度表達過的那個觀點：正是在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著作中，一種新的具有鮮明英國特色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形成了。 在新左派運動剛剛興起的1957年，霍加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專著《識字的用途：無產階級生活面面觀》。在這部具有部分傳記色彩的著作中，霍加特一方面追記了自己童年曾經歷過的3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文化，另一方面則對50年代工人階級文化受新興大眾文化侵蝕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和抨擊。 誠如文化研究學者經常提及的那樣，該書具有相當多的缺陷：浪漫的懷鄉病，對大眾文化的敵意，對工人階級文化的創造力估計不足，等等。不過，瑕不掩瑜，所有這些都不能掩蓋一個基本事實：該書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湧現的第一個積極成果。在我們看來，對於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而言，該書具有以下兩點重要意義：第一，它自覺繼承利維斯所崇尚的“文化與社會”傳統，運用後者所提供的文學批評方法重建出了30年代的工人階級文化，從而駁斥了利維斯主義關於工人階級沒有自身文化的偏見，體現出了一種在實踐中改造利維斯主義的努力；第二，它成功揭示了工人階級公共文化的諸方面和工人階級私人的日常生活結構之間的內在聯繫，有力打擊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的狹隘理解，證明文化是在日常實踐活動中逐漸建構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識字的用途》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面向未來邁出的第一步，由於這一步邁得相對較小，以致如果我們不將它與威廉斯、湯普森後來的工作聯繫起來看，可能難以察覺它的存在及其首創意義。 繼霍加特之後，威廉斯陸續出版了《文學與社會》（1958）、“文化是日常的” （1958）、 《漫長的革命》（1961） 等著作，湯普森則陸續發表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1957）、 “漫長的革命”（1961年）、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 等著作，以文化研究的實證形式，共同展現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風貌。以威廉斯、湯普森的上述著作為來源，我們可以對文化馬克思主義進行如下理論刻畫： 第一，它反對史達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詮釋與建構，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不是絕對真理的觀點體系，而是科學的批判的方法論；儘管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提供可以包治百病的現成的藥方，但以他們開創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我們可以找到具體地歷史地解決馬克思恩格斯未曾研究過、未曾遭遇過、甚至未曾想像過的各種新問題的科學途徑。 第二，它堅持《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實踐唯物主義立場，主張在人的實踐過程中來理解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從而打破史達林主義的機械決定論和經濟還原論的思想桎梏，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系列概念、結論、原理形成了全新的理解。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它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是一種辯證的決定關係，經濟基礎並非總是單方面、無條件地決定上層建築，在特定條件下上層建築同樣能夠發揮客觀的決定作用；生產方式及其矛盾運動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決定社會歷史的發展，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不同的文化形態中，其發揮作用的方式是具體的歷史的；文化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產物，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相互鬥爭的結果；普通人民群眾是真實的歷史主體，他們通過階級鬥爭創造了自己的歷史；工人階級的形成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在走向“自為的階級”的過程中，英國工人階級以文化的方式實現了自我生成，並自主生產出了自己的階級意識；等等。 第三，它堅持“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改造世界的立場，反對抽象的理論建構，主張運用馬克思主義去研究、解決具體的英國問題，並在解決這些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堅持、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第四，它認為當代英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工人階級的文化問題，在解決這一問題的具體過程中，它形成了一套具有明確的自身限定性的文化研究範式；該範式具有三個支撐點，即“自下而上”的觀察視角、“人民歷史”觀念和超越資本主義的烏托邦議程，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於可以實現對真實的經驗整體的傾聽和再創造、對以往被忽略的大眾文化的社會功能的分析與評價。 第五，作為前述文化研究的結果，它堅信英國工人階級具有革命傳統，通過適當的引導（教育），它們能夠重新煥發出來，從而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獲得成功；英國具有良好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傳統，再發現與重申這種傳統是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使命。 對於威廉斯、湯普森所提出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我們的基本看法是：它是威廉斯、湯普森等第一代英國新左派思想家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60年代上半葉的特定歷史情境中，反對史達林主義，探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英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探索的思想結晶，是在特定理論語境中堅持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種成功的具體化、民族化嘗試。很顯然，它具有確定的適用條件，一旦這些條件發生變化，它的真理性和合法性基礎就會隨之發生改變甚至動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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