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它文章: 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裴宜理文 閻小駿譯 ] (轉載) | |||
|
|||
| 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裴宜理文 閻小駿譯 ] (轉載) 來源：http://www.krics.sdu.edu.cn/php/article.php?articleid=579 20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在美國和歐洲，各種社會運動方興未艾、風起雲湧。社會運動理論也因此在西方流行起來。 在美國，這個社會運動的大潮首先是民權運動——即非洲裔美國人爭取投票權及其它公民權的運動；這一運動還包括了20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開始，隨後席捲美國的言論自由運動；它還包括反對越南戰爭的反戰運動——這項運動後來成為一個更大規模的和平運動、環境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同性戀權利運動等。這些不同的社會運動運用了不同的策略。它們中的一些非常平和，另一些則演變成暴力的抗議活動，諸如洛杉磯的華特暴動（Watts riots）、五角大樓前的遊行、以及1968年發生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抗議活動等等。一些抗議以公共遊行的方式進行；另一些則是大學生們在若干個大學校園裏佔領學校辦公樓，其中就有我曾經求學的密歇根大學和華盛頓大學，以及我現在執教的哈佛大學。1968年5月，在法國，巴黎的學生曾在中國紅衛兵運動的鼓舞下佔領了索邦大學，並試圖與工人取得聯繫；在義大利，工廠因罷工而被迫關閉；在日本，不少大學也曾被關閉過一段時期。因此，這一時期的確可稱得上是一個國際性的社會運動期、衝突期和動盪期。這些國際性的運動對於學術研究產生了直接而迅速的影響。那些成為研究“新社會運動理論”的人基本上都曾親身參與過這些運動。 在這個社會運動興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數社會科學中關於社會抗議的理論都植根於某種經濟學解釋。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還是從現代化理論的角度，它們都強調人們在經濟上的不滿。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方法，中國學者非常熟悉，這裏不贅述。與馬克思主義類似，現代化理論也是把衝突看作是經濟變化和工業化的產物。同時，現代化理論還預計衝突會因為教育的發展和一個有產的中間階層的成長而隨時間逐漸消失。 但是在20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學者們開始逐漸在馬克思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路徑之外，發展了關於社會抗議的新的解釋理論。因為說到底，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也就是像我這樣的人在美國被深深捲入到社會運動中去。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現代化理論都很難解釋這樣的情形。因此，20世紀六十年代第一代社會運動理論家拒絕了經濟解釋，轉而對心理學的解釋產生興趣。例如，柯嵐•布林頓（Crane Brinton）曾寫過一本非常有影響的著作，《革命之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在該書中他主張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均不是簡單地因經濟問題而引起。這些運動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斷升高的期望，人民向他們的政府要求更多的東西。 特德•羅伯特•戈（Ted Robert Gurr）的一本題為《為什麼人們造反》（1）的書則進一步拓展了心理學的路徑。今天已經沒有什麼書可以使用這樣的標題了，因為這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男性沙文主義的題目。但是若回到20世紀六十年代，也即在20世紀七十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發生之前，出版一本使用這種標題的書還是被接受的。在他的書中，戈不斷強調“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這個概念。“相對剝奪”這個詞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它強調在人們希望他們的政府可以提供的東西——即他們期待擁有的東西——與他們實際可能獲得的東西之間存在的落差。這種欲望和實際預期之間的鴻溝被戈稱為“相對剝奪”，也簡寫為“RD”。戈相信，相對剝奪的程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參與到抗議活動中去。 詹姆士•大衛斯（James Davies）寫的題為《人們何時起義及為何起義》（2）的書則提出了另一個被稱為“起義或者革命的J形曲線”的心理學理論。大衛斯這裏說的所謂J形曲線，指的就是在一個X軸表示時間、Y軸代表某種GDP的經濟量度的坐標系裏面一個點狀的倒J形曲線。他相信，往往在情況發生改善一段時間之後卻出現突然的經濟倒退得的時侯，人們會發動起義。在這個倒退之後（就象一個倒J形），人們造反，是因為他們的預期超出了經濟現實。他們在仍然非常窮的時候不會參與造反，只是在一段時期的增長和改善之後，人們的預期繼續提高而實際經濟情形反而衰退之時，他們才參與到造反之中。 以上三種理論均基於當時在美國心理學界頗為流行的所謂“挫折-攻擊理論”（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的研究路徑。這個理論主張說，當人們因某種原因感覺到挫折的時候，他們就會變得具有攻擊性。當然，這個理論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時常會有挫折感，但並不是每個人在受到挫折的時候都會變得有攻擊性。同時，這個理論只是關於個人攻擊性層面上的理論。為了解釋起義或者革命以及社會運動，我們需要某種形式的集體行動理論。我們需要一個理論來解釋人們是怎樣合作的。舉例說，一個“挫折-攻擊理論”也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如果我對我兄弟生氣我就會打他，但是它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我會參加到一場文化大革命中去。因此，被稱為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第二代理論被發展出來，以圖克服心理學路徑的缺陷。 資源動員理論最具影響的發展者是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他曾是密歇根大學社會學教授，當時我曾師從於他，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學。關於集體行動，蒂利強調如下幾點。首先，他強調關係網絡的重要性，即人們擁有的與其他人的關係和聯繫。他把關係網絡看作是促成動員的要件。以往大多數學者強調人的類別而非關係網絡，並將之視為動員的基礎。例如，馬克思強調經濟階級——它植根於人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之中。另一些理論家強調教育作為分類標準，他們主張未受到教育的人更容易參加到抗議活動中去。還有一些理論家強調年齡、收入、種族、性別或者其他對人的分類，但蒂利強調這些類別並不比關係網絡重要，發揮關鍵作用的不是你的背景，而是你與其他人的聯繫。 我們可以把種類想像成為一些包括了同質人群的箱子。比如，所有來自於同一所學校的人，所有屬於同一個種族的人，所有擁有某種共同經驗或者特徵的人，等等。相反，關係網絡是在兩個或者多個人之間的互動或紐帶——這些人可能來自也可能不來自同一個類別。蒂利提出某種他稱之為“種類關係（CAT-net）”的東西——在這裏種類和關係網絡互相重疊，而它對於理解社會行為非常重要。蒂利相信具有同樣背景、同時彼此之間存在各種形式的互動的人群是集體行動的一個主要來源。它構成資源動員理論的一個方面，即人們因為與其他人的聯繫而動員起來。 蒂利理論的第二個方面強調國家的作用。當他還是密歇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家時，蒂利寫下了對於政治學家們也相當重要的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政治學家們關注心理學也關注社會學，但他們卻忘了關注政治——尤其是國家的作用。他提醒政治學家們，國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國家擁有大量的權力，即使一個人想要參加到社會抗議中去，那也是極端困難的。因此對於蒂利來說，國家的壓制能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同樣關注在面對一個挑戰國家權威的社會運動或者抗議運動時，國家會發生什麼。國家的反應究竟是什麼呢？國家當然可以使用暴力壓制，但有時國家政權中的一些成員與社會運動者合作，甚至也加入到社會運動中去。因此當我們關注國家時，我們不僅需要關注它的壓制能力，例如員警、軍隊等等，我們更需要關注國家是否統一、強大，或者國家自身是分裂的、虛弱的。 蒂利的工作不僅對社會運動理論而且對革命理論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本人研究法國革命，他的許多早期作品都是關於法國革命及其後果的歷史研究。他的著作也啟發了其他對革命有興趣的人去關注國家在革命中的作用。在蒂利之後強調國家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一本有影響的著作則是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希達•斯考其普（Theda Skocpol）寫的題為《國家與社會革命》（3）的書。在這本書中，斯考其普考察了三次社會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在她看來，社會革命在層次上高於政治革命，它不僅包含了政府的改變，同時也包括社會系統和社會秩序的顯著變化。斯考其普相信有三件事是引起社會革命所必需的。第一件就是廣泛傳播的社會不安。在法國、俄國和中國的例證中，這就意味著農民階級的不安。她強調農民起義的意義是受到她在哈佛大學的另一位老師巴靈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啟發。摩爾曾寫過一本書，重點強調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她指出的社會革命的第二個要素（受蒂利的影響）是衰弱的國家，即指一個被國際衝突或戰爭削弱了國家強制力的國家政權，比如俄國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中國革命在抗日戰爭之後發生等等。國際衝突削弱了一個國家，使其喪失威信，並為革命提供良機。她提出的第三個要素是一個塑造國家的精英階層，特別是知識份子——他們走到農民中去，並動員他們參加到革命中來。但是在她看來，這些精英發動農民的首要目的並非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那並非他們的興趣所在。他們的興趣在於加強政治國家。在中國的例子中，她指出自從19世紀晚期以來，從鴉片戰爭一直到後來的抗日戰爭所帶來的屈辱使得中國的精英階層十分焦急地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強大的政治國家。因此她認為精英階層動員農民的努力首要和最重要的目的乃是為了加強中國的國家政權，使它可以能夠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存活。斯考其普的著作在西方一直具有高度的影響力，但該書也因為顯得過於結構主義以及忽視了文化和意識形態要素而飽受批評。 當她出版這本書的時候，關於文化、認同和內涵的理論正在社會科學家中變得流行。20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發生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社會運動不僅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提出了文化要求。比如，對性別平等的要求，對簡單的生活方式的要求，以及關於文化、認同和政治關注的議題。研究社會運動的人開始認識到革命也必然含有某種文化因素。他們關注內涵和價值以及國家建構等諸議題。這個時期在歐洲尤其是在義大利和法國，學者們開始發展一項他們稱之為新社會運動的理論。這個學派包括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以及阿爾伯特•米魯西（Alberto Melucci）等學者。他們主張，為了理解20世紀的社會運動，必須不僅僅理解這些運動的結構性誘因，還應理解這些運動的文化意義。 蒂利深受新社會運動理論和在法國研究法國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寫的新文化歷史的影響。在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到來之前，一代全新的學術群體開始強調法國革命的象徵性和文化性的側面。蒂利在他的題為《抗爭性的法國人》（The Contentious French）（4）這本書裏開始發展出他的關於“鬥爭手法”（protest repertoire）的概念。這個概念來自於戲院。演出某一特定戲劇有很多不同的辦法；而且在不同時代，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也都用不同的方式演出同一戲劇。然而，這戲劇本身卻仍然保持某種熟悉的、特定的劇本形態。 在他的早期著作裏，蒂利指出了在西歐現代歷史上三種不同種類的集體行動，即：“競爭性”“反應性”和“主動性”的行動。他主張這三種不同形式的抗議行動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裏漸次得到發展。 ——在16世紀，競爭性抗議是常態； ——在17和18世紀，反應性抗議是常態； ——在19和20世紀，主動性抗議是常態。 所謂競爭性的抗議，蒂利指的是在佔有差不多同等資源的群體間為了爭奪同一樣資源而發生的衝突。比如，在不同的村莊或敵對的家族團體之間基於土地佔有而形成的世仇。在這些衝突中爭鬥者們或多或少地在資源佔有方面較為平等；他們互相爭鬥是為了奪取對稀缺和需要彼此爭奪的那些資源的控制權。中國的械鬥是競爭性抗議的一個例子。但是這些活動並非僅僅是經濟鬥爭，他們同樣發展出一種文化來延續這種衝突。他們的鬥爭手法由特定的口號和服裝等組成。 第二種類型“反應性抗議”，包括像抗稅、暴亂、或者搶糧暴動這樣一些現象。反應性抗議與競爭性抗議的不同之處在於捲入衝突的各方在資源上並不平等。在反應性的抗議中，我們發現普通群眾與遠比自己強大的國家或市場交手。這些抗爭在17、18世紀，當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時候變得普遍起來。反應性的抗議是農民和城市貧民為了保衛正被國家稅收或者市場價格從他們手中奪走的資源的努力。這些戰役的訴求及組織形式都與更早年代的競爭性世仇截然不同。 第三個種類“主動性抗議”，是在19和20世紀工業化完成不久後發展起來的。這裏主要的抗議者不再是農民而變成了工廠的工人。工人們並不是簡單的試圖保護他們的傳統資源不受國家和市場的新要求的侵害。相反，他們積極地舉行罷工來要求新權利，——包括每日8小時工作制、福利、普選權等等。他們的這種抗議形式被我們認為是一種現代的鬥爭手法。 蒂利強調鬥爭手法鼓勵了其他學者去研究不同國家的這種現象。比如在美國，我們開始對學生們在示威中呼喊的口號給予更高的重視。我們開始關注抗議者們展示他們要求的方式。比如，我在20世紀60年代參與反戰抗議時，我們呼喊一些口號，如“hey hey, ho ho, LBJ has got to go” (“嘿嘿，謔謔，LBJ不能留”)。這裏的LBJ指的就是林登•詹森總統。今天如果你去美國參加一個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抗議活動，你可能聽到“hey hey, ho ho, Dubya has got to go”(“嘿嘿，謔謔，Dubya不能留”)。這裏Dubya指的是喬治•W•布希。在這兩個例子中，你看到同樣的口號，只是總統的名字變化了。另一個在 20世紀六十年代流行的口號是“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your Vietnam War”（“一二三四，我們不到越南去”），現在它變成了“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your Iraq War”（“一二三四，我們不到伊拉克去”）。因此，儘管世事變遷，然而抗議的鬥爭手法卻保持了某種連續性。實際上一些鬥爭手法原本來自於體育運動。如果你去參加一個美國的大學棒球或者足球比賽，你可以聽到非常相似的團體口號。 另一個有關美國的鬥爭手法的例子是大學生佔領大學建築。在哈佛大學，主要的行政樓曾在20世紀六十年代晚期被佔領。而就在幾年之前，學生再次佔領了同一棟樓，目的是抗議被大學雇用的清潔工人們的工資過於微薄。在這個例子中，你可以發現大學的建築被佔領——我想這事大概不會經常在中國的大學抗議中出現——但是對於一場美國的大學抗議，它卻往往是第一個目標。而且這個目標事實上來自於法國的抗議傳統。法國學生在他們的抗議活動中曾佔領過索邦大學。當然，這一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佔領巴黎的巴士底監獄。 關於鬥爭手法的諸多問題允許我們進行一些有趣的跨國家、跨文化的比較。我早先的學生，傑佛瑞•瓦瑟斯特姆（Jeffrey Wasserstrom），現在印第安那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曾寫過一本非常有趣的書，名叫《20世紀中國的學生抗議：從上海的視角》（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5）。在這本書裏，我們看到學生唱“國際歌”，它後來成為中國學生抗議活動的重要標誌；（在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這兩次悲劇後，）展示在抗議中被殺害的烈士的血衣，同樣成為了中國抗議活動的另一個重要象徵。這些都是與美國學生的鬥爭手法非常不同的。 在蒂利發展它的鬥爭手法的觀點的同時，道格•麥克亞當（Doug McAdam），一位現在執教於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開始分析美國的民權運動。麥克亞當同樣強調文化因素。非裔美國人利用宗教歌曲和標誌進行動員。當然，民權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本人就是一位基督教牧師。在他的佈道中，他運用宗教象徵主義動員美國黑人，要他們站起來去爭取自己作為完全公民的權利。當麥克亞當考察民權運動的動員結構時，他發現最重要的關係網絡是教堂。所以，無論是從組織結構還是文化象徵上講，宗教都居於美國民權運動的核心地位。 麥克亞當和蒂利一起開始發展某種被他們稱為社會運動和革命的政治過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理論。根據這個模型，在任何一個成功的抗議活動中都包含有幾個要素。首先是一個動員網路。我們剛才已經談過了。第二個被他們稱為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它包括一些我們剛才已經談過的，如蒂利強調的國家的壓制能力，或國家政權是分裂還是統一等等。第三個要素就是鬥爭手法。而第四個要素他們稱之為集體行動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這與鬥爭手法的概念有所重疊，是指如馬丁•路德•金之類的領袖藉以展示他們的理念以動員人民的方式。所謂框架是指可以與潛在的跟隨者在文化認同上產生共鳴，藉以規範抗議的標誌和旋律。 政治過程模型在20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占統治地位。希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寫的一本有影響的著作題為《運動中的權力》（6），為政治過程模型提供了一個教科書式的簡述。塔羅還加入了他自己的一個稱之為“抗議迴圈週期”（protest cycle）的觀點。借此他試圖揭示為什麼在某些特定的時期，比如20世紀六十年代期間，如此多的不同類型的抗議都同時發生。某些抗議是怎樣推動其他類型的抗議發生的？究竟什麼可以揭示這些迴圈週期的潮起潮落？塔羅利用政治過程模型的基本要素去解釋一個抗議的迴圈週期。 但是到了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雖然這個模型已經在美國的有關社會運動的學術圈子裏佔有統治地位。但是大量的關於社會運動的學術作品是機械的、無新意的和令人厭倦的。整本的新雜誌（比如《動員》（Mobilization））儘是發表一些非常狹隘的文章。整個領域變得高度職業化和相當的非政治化。此時的塔羅、蒂利和麥克亞當開始逐漸對政治過程模型感到厭倦。所以到了20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這三位學者在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所組織了一個他們稱之為“抗爭性政治的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專案。這個項目在4年間每年開會2-3次。他們還邀請了另外四名學者加入，我是其中唯一一個研究歐洲或美國之外地區的成員。我們試圖一起思考，研究，找尋社會運動的新途徑。我們採用了“抗爭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這個詞來突出國家的重要性，並強調抗爭是政治性的，而國家是捲入其中的關鍵行為體之一。 這個專案的成果是一系列的新著作，包括一些研究生完成的作品。因為在我們七位教授之外，我們還有相當數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與我們一起開會，討論觀察“抗爭性政治”的新途徑。 對我而言，這個項目的一個成果是關於對西方和非西方社會的抗議活動研究的更大程度的融合。特麗薩•懷特（Teresa Wright），我以前的學生，曾寫了一本書比較北京1989年的政治風波與20世紀九十年代臺北發生的所謂野百合運動。她主張說在北京和臺北所使用的關係網絡與社會運動理論家在美國和歐洲所熟知的那些關係網絡是非常不同的。在一個威權體制下，即國家政權強大而市民社會弱小，有效的抗議網路往往得益於同國家政權的密切關係。並且，互信這個問題——即你可以依賴你的抗議同伴——在這種情形下變得尤為重要。 在斯坦福專案的最後階段，塔羅、蒂利和麥克亞當合寫了《抗爭的動力》一書（7）。其中他們考察了許多不同的地區和事件，包括中國1989年的政治風波，菲律賓的民主黃色革命（the Philippine Democratic Yellow Revolution）,肯雅的毛毛起義（the Mau Mau Rebellion in Kenya），美國的民權運動，法國大革命以及義大利的勞工運動等等。他們提出，儘管存在著基本的情景差別，所有這些抗爭的例子都證明的確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可供比較和對比的共同過程和機制。 不過，我本人對這本書是持批評態度的。塔羅、蒂利和麥克亞當是我的好友。然而在我看來，這本書並沒有成功地處理那些我們試圖在我們的聯合專案中希望解決的問題。在這本書中，作者們試圖去發展一個更具動態的，或曰更積極的對這個項目的理解。他們指出他們以前的政治過程模型是靜止的，它並不能解釋隨時間而來的變化。他們分析了所有社會運動的四個要素，但卻並沒有解釋這些運動本身是如何“運動”的。在這本書中，他們嘗試發展一個關於過程、運動和機制的理論。但在我看來並不成功。 我認為，這本新書的一個基本問題在於他們把各個事件都剝離出了他們特定的歷史情景。而我相信一個人只有通過歷史、通過研究事件如何展開，才能理解運動和過程。蒂利的早期著作是高度歷史性的，但他最近的工作卻沒有那麼歷史化了。我們很難比較美國民權運動、非洲毛毛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極端不同的事件，各自有著迥然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含義。我也感覺到這本書缺乏關於社會運動和革命的早期著作裏的那些情感和政治權力的成分。回到20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那些撰寫社會運動理論的人一般都親身參與社會運動並與那些經歷保持特定的政治和情感聯繫。這使得他們的著作生動而富有真實感。相反，很多近期的著作是抽象的，職業化的，缺乏明確的政治意味和影響力的。 除了蒂利、塔羅和麥克亞當的這本書之外，斯坦福項目所產生的另一本書是由參加項目的所有七名學者共同完成的，題為《抗爭性政治研究中的無聲與有聲》（8）。這本書嘗試突出那些在我們目前研究社會運動和爭議性政治的路徑中還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課題，包括諸如宗教、情感、時間、空間、領袖以及其他一些在晚近的抗爭性政治研究中還沒有被充分考慮的課題。這是指那些旨在為這個領域的未來研究提出新的問題，而非簡單地一問一答。 對於我而言，“抗爭性政治”這個短語過於寬泛，正如蒂利、塔羅和麥克亞當在他們的書中所使用的那樣。它囊括了所有各種非常不同種類的活動——從民主運動到革命、起義、種族和民族主義暴力，等等。把這許多不同的過程硬塞在“抗爭性政治”這個概念裏，模糊了在我看來這些不同政治過程之間非常重要的差別。但同時我認為，那些研究中國政治的人能夠加入到這場辯論中來是十分重要的。 在許多年裏，我一直主張中國是世界上研究抗爭性政治的最好的實驗室。我也主張我們在研究中國的抗爭性政治時，需要採取一個長遠的歷史眼光。中國的抗爭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元前3世紀——直到陳勝和吳廣那裏——並一直延續到今天。歲月變遷，抗爭性政治在中國也在不同的地點找到了許多不同的表達方式。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曾嘗試發掘這些存在於中國民眾抗爭中的區別。在我的第一本書——《華北的叛亂者和革命者》（9）中，我探討了幾種不同形式的傳統起義。我試著解釋引發這些起義的原因，以及這些起義與後來的共產主義革命之間基礎性的差別。在另一本書《上海罷工》（10）中，我意在強調不同的工人之間存在的差別：他們中的一些人追隨共產黨，另一些人與國民黨結盟，還有一些則保持著不屬任何黨派的相當獨立的地位。我還試圖探究形成這些政治模式差異的原因——或基於出生地，或基於技術水準，或基於性別，或基於大眾文化，等等。 在我同一位來自上海總工會的中國學者共同撰寫的題為《無產階級權力：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的書中，我們分析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工人運動中的三個不同派別：第一類，以“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由王洪文和他的朋友們領導；第二類，保守主義者——“保守派”——主要以“赤衛隊”為代表。第三類，被稱為“經濟主義”（the Wind of Economism）的一派，與造反派和保守派不相同，他們的目標更多的在於經濟而非政治層面。通過對這些不同派別的研究，我們發現，早先人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觀點顯得有些簡單了。大多數的早期研究過於關注紅衛兵運動，爭論學生派別究竟是基於階級背景還是政治網路。而我們在考察了上海工人運動後發現，不同類型的運動必須要用不同類型的理論加以解釋。在1966年和1967年冬天盛行的“經濟主義”是一場關於經濟不滿的運動，它基本上可以用客觀的階級概念加以解釋。因為他們的主體由臨時工、合同工和那些被排除在社會主義鐵飯碗之外而急於要求改善生活水準的人們組成。而“保守派”的境況則大不相同。“赤衛隊”的領導人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得益於同上海市委的密切關係，自然而然地要去捍衛他們在黨內的庇護者。對此，經典的關係網絡理論給出了非常簡明的解釋。他們是一個特定的關係網絡——共產黨關係網絡——的一部分。而造反派的情況就有些難於分析了。造反派頭頭中既有像王洪文這樣的黨員，也有一些被稱為“落後分子”的人，甚至一些很平凡的工人。這是三種來自不同階級背景和政治網路的領袖。不過，當我們閱讀造反派的審訊材料（他們的“交代”）時，我們強烈地感覺到他們的個人性格中都有富於造反精神的一面，這一點與那些更服從、更謹慎的“赤衛隊”領袖是迥然不同的。當專案組訊問這些造反派頭頭，他們是否做了這些或那些事情時，他們並不是立即分辯。相反，他們用“當然我們做了”，“因為做這件事是正確的”，“這是毛主席要求我們做的”之類的語言進行反擊。他們好鬥的性格來自何處？我們認為它部分地來自於少數派的亞文化。例如王洪文和王秀珍來自東北，他們說普通話，屬於與上海文化主流很不相同的另一種文化。再如陳阿大，他年輕時住在上海的棚戶區，出身於非常貧困的家庭，在孩提時代就加入了年輕人的幫派，同樣不屬於上海的主流文化。所以我們認為他們好鬥的、富於進攻性的性格來自於20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國的亞文化。而這些是以前的文革學者未曾認真研究過的。 也許我們的解釋是錯誤的；但如果它是正確的，那麼它就說明即使在同一個城市、同一時間、同一場運動、同樣的社會階級中，也會出現多個非常不同的抗議活動類型。我們堅信這些不同的抗議類型要由不同的理論去解釋。 我本打算再談談我12月份出版的新書，但我想時間不夠了。也許哪天你們邀請我重訪此地，我可以再談談那本書。它的題目是《護衛革命》（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11），它旨在探討中國，以及美國、法國、俄羅斯以及伊朗等國的革命民兵組織的歷史遺產。 我願再重複一次，我關於當代社會運動理論的批判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個理論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變得逐漸職業化、專業化、抽象化並脫離了政治的時候，我相信研究社會運動理論的學者無論在情感上還是政治上都逐漸脫離了他們的研究客體。在這裏，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在於要讓那些對這個課題有著強烈的個人和政治興趣的人加入到學術研究中來。我本人也許可以說是與中國革命有著某種遙遠的家庭聯繫。儘管中國革命對我家庭而言的意義肯定不如它對大多數中國家庭的意義，但它依然曾經給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因此我一直對中國革命保有濃厚的興趣。但我與偉大的中國革命的聯繫，無論是在個人層面上、還是政治或者情感層面上都與中國學者完全不同。因此，如果中國學者能更廣泛、深入地加入到這個研究領域並做出貢獻，那將是極其重要的一件事。因為沒有誰比中國學者更有資格參加到關於中國社會運動的研究中來了。 參考文獻 [1]See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197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2]See James C. Davies.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1971. Free Press (New York). [3] See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197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New York). [4]See Charles Tilly. The Contentious French. 1986.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5]See Jeffer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9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6]See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199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New York). [7]See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 Charles Tilly. The Dynamics of contention. 20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8]See Ronald R. Aminzade ... [et al.].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20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New York). [9]See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198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10]See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199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11]See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2005.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Lanham). |
|
Article Rated: 0.00 (0 votes) Rate this Article |
| Return to Category | Return To Main Index |
這些評論各由發表者自負責任. 對於他們的發言內容, 本站不提供任何擔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