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翼讀書組專輯: 從文化馬克思主義到“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張亮] (轉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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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文化馬克思主義到“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張亮] (轉載) 副題—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程 來源：實踐與文本http://www.ptext.cn/home4.php?id=3784 1959年下半年，為了宣示新左派運動的團結一致，英國兩份主要新左派刊物，即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薩維勒（John Saville,1916-）主編、體現前英共知識份子立場的《新思想者》（The New Reasoner），和霍爾（Stuart Hall,1932-）等主編、體現當時在校激進大學生立場的《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決定合併重組為一個新雜誌《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評論》從1960年開始出版，由霍爾任主編直至1961年底。為了擺脫《新左派評論》面臨的業務困境，1962年5月，雜誌編委員會決定由更加年輕的第二代新左派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接管編輯工作。在安德森的領導下，《新左派評論》進行了一次殘酷的現代化改造，其結果是：一年後，在《新左派評論》的業務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湯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創刊元老們突然發現自己成了“光榮革命”的對象，於是他們退出編輯部。[1](P245)這實際上是第二代新左派崛起後兩代新左派正式分裂的一個標誌。在此後的近二十年間，我們看到，第二代新左派廣泛吸收、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歐陸當代思想資源，逐漸偏離英國本土化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立場，創立理論化程度更高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在與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尖銳碰撞的過程中最終確立了自己的話語權。面對第二代新左派的猛烈批判，第一代新左派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回應，並在理論上進行了程度不等的自我澄清與自我更新。英國馬克思主義史上一個高度理論化的發展階段就此熱烈上演。 一、第二代英國新左派的崛起及其對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不滿 我們知道，英國新左派運動是一股由法國傳入、以反對英國工黨和英國共產黨這兩個主要左派政黨為目標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潮流。作為一種思想潮流，它的思想譜系相當駁雜，其主體是三種主要的左派思想： 1、建立在工人階級文化和政治、以及其他19世紀本土激進傳統基礎之上的持不同政見的共產主義；2、獨立的社會主義，它源於牛津-劍橋知識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與倫敦民粹主義抗議傳統的融合；3、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它受到經典國際主義與歐陸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激勵。[2](Pviii) 具有第一種左派思想的基本上是像湯普森和威廉斯這樣的前英共或親英共的知識份子。以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1924-1994）為代表的工党左派則堅持第二種左派思想。這兩個集團的新左派思想家基本上都出生於30年代以前，雖然其中有些人（如密利本德）是歐陸移民，但他們卻擁有類似的成長經歷、教育背景和社會經驗。所以，儘管他們的思想來源有所差異，但對很多問題的立場和態度卻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他們都基本認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和湯普森所高舉的、具有鮮明英國特色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把這批年齡相仿、思想相近的新左派思想家稱為第一代英國新左派。 當時，和第一代新左派並肩戰鬥的還有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經濟學院等高校的一批激進的左派研究生和本科生，除了霍爾和安德森外,比較著名的還有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湯姆•奈恩（Tom Nairn,1932-）等。儘管他們和第一代新左派戰鬥在一起，但實際上是與後者迥然有別的兩代人。這些差別表現在思想上就是他們具有更加國際化的眼光和政治追求，渴望掌握理論化程度更高的馬克思主義。就此而言，他們從一開始就對第一代新左派宣導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持有某種程度的懷疑和反對。也因為如此，早在1957-1958年間，雙方就在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道德與革命爭論。[3]當時，湯普森在1957年《新思想者》的創刊號上發表“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致非利士人書”一文，從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立場對史達林主義進行評析，在肯定史達林主義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一種方式前提下，批評它是一種有缺陷即具有“不道德性”的方式。[4]《新思想者》第二期刊發了兩篇回應文章，其中一篇出自前英共黨員哈裡•漢森之手，認為湯普森的這種人道主義批判在道德上還不夠有力，[5]而在另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文章忠，查理斯•泰勒則實際認為湯普森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相當膚淺，因為他根本沒有意識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觀念本身都是需要再思考和批判的。[6]當時屬於第一代新左派的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1929-）隨後分兩期發表了很有力度的長文“來自道德荒野的筆記”，力圖證明湯普森的人道主義批判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立場的，[7][8]但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對這種人道主義立場嗤之以鼻，認為它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民粹主義的和前社會主義的。[9] 思想路線的差異註定兩代新左派遲早會發生分裂。不過，在新左派運動的第一階段（1957-1962年），之所以雙方沒有分裂，除了第二代新左派當時羽翼未豐這個原因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雙方都發現：1959年以後，工黨內左派暫時佔據了上風，因此，英國歷史性地出現了通過民主社會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是，1961年以後，工党右翼重新佔據上風。[10](PP111-112)新左派的希望徹底破滅。第二代新左派決意進行獨立探索，分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轉向歐洲大陸，從那裡尋找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以為英國的社會主義尋找到新的未來，這是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當時非常強烈而自覺的願望。所以，1962年5月走馬上任之後，安德森立刻開始在《新左派評論》上譯介萊茵（R.D.Laing）、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等大陸思想家的著作與思想。在轉向大陸的最初階段，薩特的《共產黨主義者與和平》、盧卡奇的《理性的毀滅》和葛蘭西的《獄中劄記》對安德森等人的思想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11](PP14-18)其中葛蘭西的影響尤為重要：在60年代初，《新左派評論》的同仁們“在葛蘭西那裡發現了兩個適合英國國情的核心主題。他是第一個將自己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族特徵，追溯到將那種資本主義社會引導進來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特定形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也是第一個承認需要為已經爭取到普選權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尋找特定的社會主義革命戰略的革命家。”[12](P3)借助上述“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學說，安德森等人很快就對英國的民族性問題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綱領性認識，並通過安德森、奈恩的系列論文公諸于新左派。[13][14][15][16]現在人們所說的安德森-奈恩論題有四個要點：第一，17世紀英國革命不徹底，它只改變了英國社會的經濟基礎，而沒有改變它的上層建築，結果依舊是土地貴族在統治英國；第二，因為17世紀革命不徹底，並且是以宗教鬥爭的形式進行的，所以，英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形成革命的意識形態；第三，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導致不成熟的工人運動，因此英國工人階級既缺乏革命傳統，又無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第四，英國能否實現社會主義的關鍵已不在於英國工人階級，甚至不在於英國自身了。毫無疑問，安德森-奈恩論題與文化馬克思主義是完全針鋒相對的。 安德森-奈恩論題一經提出即在第二代新左派中產生熱烈反響與共鳴，因為它以簡潔明瞭的方式回答了後者十分關注的兩個問題：英國社會主義為什麼會出現當前的危機？為什麼英國是西方工業化國家中唯一一個貴族統治的國家？第一代新左派當然不能贊同安德森-奈恩論題。湯普森隨即發表“英格蘭的特性”一文，[1]以老師的口吻告誡第二代新左派：該論題在歷史認識上是膚淺的，在理論上則是教條主義的。[17](PP136-144)從安德森1968年的“民族文化的構成”一文我們不難看出，他們根本沒有接受湯普森的反批判，[18]不過，他們也由此認識到自己的理論準備還很不充分。於是，從1966年到70年代初，《新左派評論》開始有計劃地系統譯介當代歐洲大陸的一些馬克思主義流派和思想家的著作，最後，安德森發明了一個新概念“西方馬克思主義”來指稱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所開創、發展的“共同學術傳統”。安德森這麼做的目的一是為了向第一代新左派證明自己的既有立場，即英國沒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二是希望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鑒，找到建構英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道路和資源。[19](P4) 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個流派，安德森等人最初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不過，在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分別於1969、1970年英譯出版後，情況頓時為之一變：阿爾都塞以其結構主義的哲學取向、反人道主義的政治取向以及對馬克思思想的激進解讀，在各種“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中脫穎而出，成為第二代新左派爭相模仿的馬克思主義範本。[20](PP7-8)第二代新左派大多成了阿爾都塞不同程度上的追隨者，而“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也就在事實上成為他們揚棄文化馬克思主義，建構革命的和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來源。於是，從70年代初開始，第二代新左派經歷了一次集體性的結構主義轉型。 二、第二代新左派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對於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的結構主義轉型意義深遠：它不僅使第二代新左派獲得了大量新的理論資源、理論化程度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使第二代左派實現了一次方法論創新，從而在文化馬克思主義已經開闢的學術疆域中，將第一代新左派所開創的各項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揚棄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非理論化傾向，使已經積累的理論成果獲得了一種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具備了世界性傳播的現實性。 文化研究是第二代新左派在結構主義轉型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一個領域。毋庸置疑，英國的文化研究傳統是由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開闢的。不過，將文化研究從一種傳統轉化為一個成熟的學科領域，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傳播，卻是霍爾的功績：“斯圖亞特•霍爾這個名字已經成為文化研究的代名詞”。[21](P1)作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霍爾最初也是運用第一代新左派開創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範式或“文化主義”範式進行研究的，其以《通俗藝術》（1964年）為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成果充分體現了該範式的基本特徵：在由“生活方式”所建構起來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社會存在-社會意識、文化-非文化統一體中，具體地、歷史地研究各個文化要素。就像霍爾指出的那樣，這種範式的最突出優點就是打破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文化與非文化之間的機械決定關係，恢復了文化的整體性。同時，該範式的不足也非常明顯。除了缺乏適用的工具模型、難以習得外，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它不解釋“經驗”、“文化”的由來，而直接確認它們是真實可信的。[22](PP56-57)對於這個問題，霍爾最初的定位是利維斯主義的殘餘影響。可當他接觸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後，立刻意識到問題的關鍵在於“經驗”、“文化”都是意識形態生產的結果，脫離意識形態，根本不可能確定它們的真實與虛假！這時候，同樣反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二元對立模式的結構主義就表現出了更為巨大的活力與優越性：它強調“決定性條件”，從而避免了“天真的人道主義；它強調理論實踐的重要性，從而能夠透過紛繁蕪雜的複雜性把握到真實存在的關係和結構；它對意識形態進行了創造性的闡釋，從而完成了對“經驗”、“文化”的去中心化。[22](PP61-65)這些優越性對霍爾產生了無法抗拒的引力性，所以，60年代末以後，他廣泛涉獵阿爾都塞、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自覺綜合各種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最終在1973年創造出編碼/解碼理論，對電視話語現象進行了成功分析。[23](PP345-358)我們看到，正是因為有了這類可操作的分析技術，文化研究才在70年代獲得了爆發性的發展，並迅速傳播到世界其他國家。[24] 在歷史學和歷史社會學領域，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結構主義轉型也取得了長足發展。我們知道，歷史學和歷史社會學是以第一代新左派中以湯普森為代表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長期經營並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領域。按照美國學者凱伊的總結，該學派做出了三點突出的集體貢獻：“自下而上”的歷史觀，階級決定理論，以古證今的歷史政治學。[25](PP221-249)這三點在湯普森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中得到了最為典型的體現。作為歷史學和歷史社會學家，安德森一向尊重湯普森的傑出成就，但並不認同他的歷史學觀念和歷史學方法，認為它們具有片面性，已經不再能夠有效適用於當代變化了的歷史形勢。具體地說，較之於“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安德森認為現在更應當重視“自上向下看的歷史”： 今天，當“自下向上看的歷史”不僅成了馬克思主義學術界和非馬克思主義學術界共同的口號，而且對我們理解過去產生重大影響時，十分有必要重提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階級之間的長期鬥爭最終是在社會的政治層面——而不是在經濟或文化層面——得到解決。換言之，只要階級存在，國家的形成和瓦解是生產關係重大變遷的標誌。因此，“自上向下看的歷史”——階級統治的複雜機制的歷史，其重要性不亞於“自下向上看的歷史”：實際上，沒有前提，後者最終只是片面的歷史（即使是較重要的一面）。[26](PP5-6) 因此，安德森對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等著作中廣泛運用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範式充滿微詞，認為它太注重主觀因素，對客觀因素關注比較少，且沉溺於歷史細節，對歷史的整體進程幾乎未加關注。[27](P33)在充分吸收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後，我們看到，70年代初安德森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歷史研究範式，其特點是強調政治國家視角的優先性，[26](PP4-5)主張從普遍性出發看待特殊性，即從世界出發看待歐洲、從歐洲出發看待英國。[28](P2)1974年，安德森接連出版了兩部歷史學著作《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和《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前者通過辨析西歐歷史發展的顯著特徵，解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什麼會起源於西歐，後者則分析了歐洲絕對主義國家的形成、類型及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意義。同時代的歷史學家高度評價這兩部具有鮮明的結構主義特徵的著作，認為它們將湯普森等人啟動的歷史社會學運動推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9](PP116-125)類似的結構主義方法在其他第二代新左派歷史學家那裡也有不少成功運用。 文學理論領域中的結構主義轉型是由伊格爾頓承擔的。1976年，在威廉斯的指導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伊格爾頓出版了兩部新書《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和《批評與意識形態》。在前一本書中，他對馬克思恩格斯之後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進行了概要性的梳理，[30]並在字裡行間明確表達了自己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評範式的欣賞，認為這是一種既可以避免形式主義又可以避免庸俗社會學的比較理想的方法。如果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範式是比較理想的，那麼，應當如何定位、評價他以前從威廉斯那裡繼承的文化馬克思主義範式呢？在《批評與意識形態》的第一章中，他對從馬修•阿諾德到威廉斯的英國文化研究傳統進行了系統回顧，基本判斷是他們都沒有能夠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束縛。對於威廉斯，他更是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後者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上是唯心主義的，在方法論上是經驗主義的，在美學理論上是有機主義的，在政治觀念上是改良主義的，總之，威廉斯至多是一個左派利維斯主義者，而根本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者。[31](P24)隨後，他正面建構並驗證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批評理論，從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尤其是阿爾都塞、戈德曼、馬舍雷等法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對他的重要影響。雖然伊格爾頓的這種舉動頗類弑父，不過，必須肯定的是，正是經過他的努力，“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文學理論領域確立了自己的主導地位。 除了上述領域，我們看到，在整個70年代，第二代新左派在各個領域中都忙於進行結構主義轉型，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要屏棄具有英國本土經驗論色彩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傳統，走出英國，走向國際，成為具有普遍性的馬克思主義科學： 在原則上，馬克思主義渴望成為一種普遍的科學——同任何其他對現實的客觀認識相比，並不更帶有民族的或大陸的屬性。……只有當歷史唯物主義擺脫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狹隘性，它才能發揮起全部威力。這種威力尚有待歷史唯物主義來加以恢復。[19](P120) 對於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戰後發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轉向“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可謂意義重大：首先，它改變文化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的無為作風，為英國知識界提供了具有更多文本依據、更加理論化、更加非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力扭轉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成見與偏見，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興趣，明顯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傳播；其次，它超越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範式，提供了一種更清晰、更具批判性、更容易學習與操作的結構主義範式，並在不同的領域中進行了頗為成功的運用，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發展；最後，它打破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相對封閉性，自覺走國際化道路，提升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從而促進了它自身以及文化馬克思主義在其他國際地區的傳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承認，作為戰後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和第二種發展形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揚棄與超越。 三、第一代新左派的反批判與自我更新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快速崛起過程伴隨著第二代新左派對第一代新左派及其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批判是以隱蔽的、甚至是有意忽視這種形式存在著的，不過，很清楚，第二代新左派當時在結構主義的方向上已經走得有些遠，從而矯枉過正，表現出了一種試圖全盤否定文化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它的歷史主義範式的虛無主義傾向。就像湯普森指出的那樣，這種虛無主義傾向在比阿爾都塞還阿爾都塞的經濟史家和社會學家赫斯特那裡得到了最為充分的表達，[32](P2)因為在赫斯特看來，“雖然歷史專業具有經驗主義的主張，但歷史的現實物件對認識來說卻是難以認識的”，所以，“作為一種理論實踐和一種政治實踐，馬克思主義在與歷史學著作和歷史學研究的聯合中一無所獲。歷史學研究不管在科學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毫無價值。”[33](PP310,312)換言之，赫斯特因為經驗主義而取消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存在價值，而根據他的邏輯，注重經驗研究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傳統“不管在科學上還是在政治上”應當是“都毫無價值”，從而應當取消的！面對第二代新左派的進攻，第一代新左派大多沒有或者不準備給予反應，因為他們沒有太多的理論興趣和敏感性，要麼覺得無所謂，要麼覺得不可思議、一笑了之。真正認真對待這種進攻的主要是密利本德、威廉斯和湯普森。他們不同程度地捲入了與第二代新左派的論戰，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應。 1969年，密利本德出版了一本新書《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主要基於英國的現實，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和作用進行了分析，重申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是階級統治工具的觀點。[34]很快，阿爾都塞的學生普蘭查斯就在《新左派評論上》發表“資本主義國家問題”一文，重申兩年前在“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一文中已經表達過的基本立場，[35]對該書進行了評論，其基本觀點是：密利本德不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只是一味援引事實，犯了“抽象的經驗主義”錯誤，於是陷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不自覺。[36]密利本德隨即發表“資本主義國家：答尼•普蘭查斯”一文，初步回應普蘭查斯的批評，認為後者用理論來壓制、貶低經驗研究，而其所使用的結構主義方法並不能辯證地認識國家和整個社會系統之間的真實關係。[37]在三年後的“普蘭查斯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文中，密利本德更加系統地闡發了自己對普蘭查斯的反批判，強調脫離了經驗研究的結構主義方法只能是抽象的，因為人們不可能用該方法獲得對具體現實問題的政治分析；同時，他證明普蘭查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些本文的解讀是錯誤的，從而對當時已經流行起來的“問題式”閱讀的真理性提出了質疑。[38] 雖然密利本德的反批判主要是圍繞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具體問題展開的，不過，他卻讓其他第一代新左派看到了結構主義方法的內在局限性，並指出了進行反批判的基本方向。所以，我們看到，1978年，湯普森發表了著名的長篇論文“理論的貧困或太陽系儀的錯誤”，從密利本德打開的缺口出發，以極具論戰性的文體，對“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局限進行了系統攻擊。他的基本觀點是：第一，“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缺乏普遍的合法性，只適用於抽象的理論認識，而根本無法面對文化馬克思主義所要著重關注的普通人民群眾的日常性認識活動；第二，它將必要的經驗對話與作為意識形態的經驗主義混為一談，歪曲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實踐，否定包括歷史研究在內的經驗研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第三，它因為歷史“事實”具有歷史學家主體建構的性質而否定歷史學研究能夠把握歷史真理，從而在客觀上體現出了否定歷史決定論的傾向；第四，它或許能夠適用於停滯的結構化存在，但卻不能勝任文化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過程性問題。[17](PP162-166)基於上述認識，湯普森給“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做出了一個極為嚴厲的死刑判決：“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集中挑戰了歷史唯物主義本身。他們不是改進而是取代了它。在意見交換過程中，他們給出了一種非歷史的理論體系，而它一經檢驗就證明自己是一種唯心主義。”[32](P3)應當看到，湯普森對“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上述批判包含很強烈的個人情緒色彩，不少言論、結論是明顯偏激的。不過，同樣必須看到的是，這種批評包含已經得到歷史檢驗的正確性，[39](P110)80年代後，霍爾、安德森、伊格爾頓等從70年代的立場後退，確實和湯普森的這一批判存在直接的因果聯繫。 在對“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進行方法論反思的同時，湯普森還思考了一個重大問題：究竟應當如何對待民族理論傳統和外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關係？在這個問題上，他堅決反對第二代新左派那種虛無主義地對待民族理論傳統，盲目崇拜外來理論傳統的做法，提出了三條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第一，正確理解理論上的國際主義，把是否有利於民族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解決，作為衡量、取捨外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的標準；第二，歷史主義地對待民族文化傳統，把是否有利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當代傳播與發展作為衡量、取捨傳統激進思想的標準；第三，務實地對待理論建構，把是否有利於經驗研究的開展作為衡量理論建構是否必須的標準。這些思想在《理論的貧困及其他論文》的序言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達： 國際主義不應當始終匍匐在我們選擇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面前，或者始終在尋找模仿其話語模式的途徑。……即便我能化腐朽為神奇，我也不相信，葛蘭西是因為將他的思想建立在對義大利歷史和文化進行拷問基礎之上這個事實，而使自己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的。國際主義不僅應當去認真傾聽國際話語，而且還應當用本土資源去豐富和發展它。……幾十年來，我們始終生活在接連不斷的“危險時刻”之中，因此，我們的歷史和過去的文化就把自身展現為一種對危險保持驚醒的、以尋找民主持久性的證據和文化力量與文化成長的源泉為目標的精神。文化遺傳的某些部分的特徵只能是“民族的”，它有自己獨特的要求、適應性和語言特性，它們不僅構成了我們所思所感的一部分，而且構成了我們據以思和感的一部分。……如果未來將被創造出來，那麼，它一定更多地是從這些傳統中被創造出來的，而決不會是從某些理論家的腦子蹦出來的。[40](Piv) 如果說密利本德和湯普森是以“針尖對麥芒”的方式主要致力發掘、批判“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性與問題，那麼，威廉斯則是以一種求同存異的心態，從第二代新左派的批判中既看到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不足也體會到了“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可取之處，進而響應第二代新左派的主張，學習、研究然後吸收、借鑒某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思想，[41](P4)最終促成了自己的思想更新。從1977年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我們可以看出，威廉斯的自我更新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吸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成果，對自己50年代就闡釋過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學說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化闡發；第二，引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學說，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文化理論；第三，努力實現與包括結構主義在內的各種“語言學轉向”思潮的溝通與融合，提出“歷史符號論”，並對自己早期的文化理論進行了延伸與重述。[42] 對於當時正躊躇滿志的第二代新左派來說，威廉斯的自我調整無疑是一個意料中的勝利，不過，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湯普森會發動如此淩厲且充滿殺傷力的進攻。於是，一時間，第二代新左派紛紛打破以往的沉默，發表措辭激烈的論文，對湯普森進行公開批判。這場大批判的頂點是安德森在1980年出版《英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爭論》一書，主要圍繞《理論的貧困及其他論文》對湯普森的思想進行了全面批判與分析。歷史地看，這場大批判、大論戰的意義就在於中斷了第二代新左派在“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道路的高歌猛進，被迫開始思考它存在的問題。就在這種連續性的暫時停滯中，80年代開始了。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以“柴契爾主義”和“雷根主義”為特徵的一個新時代，而英國馬克思主義也結束了自己在兩代新左派的相互爭論中不斷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個全然未知的新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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