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評論: 沒有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進程：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份認知、情感與集體行動 [潘毅，盧暉臨] (轉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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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進程：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份認知、情感與集體行動[1] [潘毅，盧暉臨] (轉載) 引子 無論走到哪里我都高興不起來。不管我到哪里，我都無法讓自己平靜，無法讓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個32歲的打工仔辛2007年的自述，他在一家為迪士尼供應玩具的工廠工作 三十年的改革已經將中國轉變為“世界工廠”，曾經被看作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以其“經濟奇跡”令全球注目。然而與中國經濟崛起引起的廣泛關注相比，幾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這個新階級由大約1億2千萬的“農民工”組成[2]，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他們不斷地從農村流向城市，將自己捲入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去。這個遷移過程構成了中國農民工（半）無產階級化的基本路徑。今天中國農民工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是怎樣的？無產階級化的路徑在何種程度上塑造著中國的新工人階級？[i]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將探討第二代農民工的主觀體驗，他們發展出不為第一代農民工所知的權力和抵抗形式。第一代打工者所經歷的痛苦和創傷是否演化成一種憤怒和悲傷，從而導致了第二代農民工的罷工和集體行動？簡而言之，在這一新工人階級中，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間的生存鬥爭有何連續性，又有何不同？在試圖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我們也將考察工人的憤怒和怨恨政治如何導致勞工行動和集體抵抗------這些問題在現有文獻中並沒有得到充分地討論。 農民工並不專屬於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計畫體制時代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也經常雇傭農民工（Walder,1984）。本文所說的第一代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指的是那些在六七十年代出生、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從農村到華南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地區工作的人們。這批人中最早的一批是到深圳蛇口的玩具和電子工廠打工的女工（Lee,1998; Pun,2005）。本文所說的第二代農民工則是指在改革開放年代（尤其是出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和成長並於世紀之交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那部分打工者。第二代農民工包括第一代打工者的後代，他們中有些就是跟隨父母在城市長大的。在兩代農民工之間，並不存在一道本質的鴻溝。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第二代農民工對於資本和政府的看法會和第一代有些不同，但他們對於自身作為“農民工”這一特殊的階級位置卻有著一致的體認（雖然他們極少使用“階級”這個詞）。 就第二代農民工而言，雖然他們在階級結構以及處於未完成無產階級化過程這兩方面都與老一代農民工相同，但是我們也發現這些在改革年代成長起來的新工人在生活期望和行為方式上有著自己的特點，他們對工作意義也有著獨到的認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集體行動方面表現出來的新動向。因此，所謂第二代農民工實際上是由其“情感結構”和生活方式來界定的。第二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特點是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更習慣於城市的消費文化（Davis, 2000; Pun, 2003; Yan 2008），經濟負擔較輕，對個人發展和自由有著更多的追求（Jacka, 2006，羅霞、王春光，2003），工作變換更為頻繁，對工作的忠誠度不如上一代（Smith et, 2004），更為頻繁的自發集體行動（Lee, 2007; Chan & Pun, forthcoming）等等。此外，在改革開放時期出生和成長的第二代農民工受過相對較好的教育，在物質上也較為寬裕些，他們有著較為開放的視野，但是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卻不那麼清晰。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是他們卻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Du,Gregory ,and Meng, 2006; Park, Wang, and Cai,2006）。第二代農民工期待能把自己轉變為在城市居住的工人，然而橫亙在他們眼前的卻是有著巨大反差的社會現實。生活在“宿舍勞動體制”之下的農民工，在物質和精神層面都遭遇著城市的排斥。這種反差使工人感到憤怒、沮喪、怨恨，而這些情緒則進一步帶來工人自我意識的出現並促成他們共同的階級地位的形成。 這篇論文所使用的材料主要基於我們於2005-2008年間在深圳和東莞工業區所做的田野和調查研究。本文的主線則圍繞著一個辛姓工人的自述；為此我們對他進行了跟蹤研究，在一年時間內跟隨記錄他的勞工維權行動，並於2008年5月訪問了他的老家，位於河南的一個小村莊。[ii]我們之所以突出這位三十二歲的男性工人，是因為我們把他看作是第二代農民工的一個代表——他們正在從沉默轉向憤怒，從痛苦轉向行動，從同意轉向反對。八九十年代第一代工廠工人多數是女性，他們很少參加廣泛的集體行動，而只是在日常的工作過程中借助自己所能支配的軀體用無聲的方式來表達反抗，但是辛及其他第二代工人則不同，從本世紀初開始，他們決定開始採取行動來維護自己的權益。[iii]最近在珠三角經常發生類似的集體行動，雖然這些行動得到了女性產業工人的大量支持（為了表示支持她們經常湧上街頭，並且在罷工的時候勇敢地向員警的設置的警戒線走去），但是這些活動常常是由男性熟練工人發起的（Chan and Pun, forthcoming）。這些故事表明，新工人階級的集體鬥爭時代正在來臨。是長期遭受的痛苦和憤怒導致了第二代農民工的行動嗎？新工人階級的自我意識、憤怒和集體行動構成了本文記錄的故事。 一、 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朋友，站起來！ 你說你的生活註定要流浪 你接受了這種命運，帶上了行囊 永遠不要後悔 即使你將遭受巨大的困苦 保重，朋友 不要說你沒有回頭路 每個人都有遭受困難和不幸的時候 經受所有的磨難之後 不管怎樣 你要站起來，站起來 一首登在一份工人雜誌上的詩歌（2003） （一）准身份：“農民工” 讓我們著手去弄清楚中國新工人階級日益複雜化的鬥爭。E.P.湯普森在他的經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寫得很清楚：階級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結構性力量和人的主動性同時造就了這個過程，它體現出一個歷史關係的概念。[iv]。世界勞工史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形成和成熟往往是在進城工作的農村工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發生的事情。工人生活中的困難、艱辛和怨恨往往不是在第一代而是在隨後的幾代工人身上才達到頂點。這是一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它通過剝奪農業勞動力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將他們轉化為城市中的產業工人；事實上，這是一個貫穿於世界資本主義歷史的主題。無產階級化的結果是工人的命運最終依賴於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商品化的程度。他們既不擁有也不能支配他們的生產工具、他們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 在中國將自己轉變為世界工廠並使自己逐步實現工業化的同時，中國社會再次啟動了在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常見的上述無產階級化過程。中國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特殊之處在於：為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體系整合到全球經濟中去，中國政府鼓動農村工人去城市工作，但是又不鼓勵他們留在城市。對走入城市的農民工來說，因為缺乏在其工作地長久居留的機會，工業化和城市化仍然是兩個高度分離的過程。[v]地方政府不願意為農民工提供諸如住房、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保障等集體消費，因為他們從中得不到什麼利益。農民工在城市的居留既在制度上受到戶口體制的限制，也在事實上受到階級的約束：收入的低微使得他們很難在城市社區中安家糊口（Solinger,1999）。總之，中國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歷程深受空間分隔的影響：生產在城市，而再生產在農村。不過，宿舍勞動體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的出現多少彌合了這種空間分隔，它提供了一種工作和“家”的新的結合。它與資本主義早期的宿舍體制有些相像，但是這種結合仍然將工人排斥于城市生活之外（Pun and Smith, 2007）。 過去三十年中，中國有近1.2億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工業城鎮打工，他們在外資和私營企業中從事著各種繁重的工作，但是現在他們仍然缺乏在城市居住或者安家的相關法律和社會權利。這種分隔不僅源自市場因素，同時也根植于法律和行政措施（尤其是戶口制度），正是後者保存並且延續著歷史遺留下來的城鄉分裂。離開了農村的農民工，卻無法在城市紮根。儘管如此，農民工從未放棄留在城市的努力，他們或者是作為城市中短暫的逗留者，或者是成為從一個工廠跳到另外一個工廠、從一個城市轉到另外一個城市的事實上的城市居民。第二代農民工中有些人就是在城市中出生長大，即便如此，他們也已經意識到將一直被城市政府看作是二等公民：城市政府並不認為自己應該為這些工人提供住房、醫療、教育或其他社會保障服務。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歷程（或者稱其為半無產階級化），它導致第二代農民工對自身越來越深的不完整感（incomplete），也就是說，變成“農民工”（工業社會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擾的打工者，經常性地陷於一種生理和心理意義上的流浪狀態。在我們於2005-2006年間在深圳和東莞的工業區研究過的大約1000名工人中，大多數年紀在16歲到32歲之間，大多數有過一年至少換一次工作的經驗。在這些工人中，半數在城市打工的時間超過了5年，然而只有不到10%的人認為他們有機會能留在城市。對第二代農民工而言，城市和工業文明的大門仍然是關閉的。農民工無處可去，也無處可回，就像本節開頭引述的那首工人詩歌所表達的：“你說你的生活註定要流浪”，你選擇了打工這條路，就註定成為什麼也不是的結局，因為你既不是一個農民，也不是一個工人。你將永遠是農民工，陷在農民和工人之間的某種人——一種始終處於未完成的社會身份。對於獲得這種身份的個體來說，自己要為這種缺陷負責，因而產生深深的自責感，並不得不努力去克服結束不完整狀態的困難：“永遠不要後悔，即使你將遭受巨大的困苦”。這是新一代打工者的座右銘，他們正努力地去克服那種不完整的身分體驗。[vi] （二）一個工人的自述 2007年年底，正是在這種不斷深化的半無產階級化過程創造的大環境中，我們在深圳遇到了辛（Xin），一個為迪士尼供貨的深圳工廠的工人。在我們碰面之前，他已經和其他四位工友一起辭職離廠，正通過一系列的集體行動來為工人爭取利益和權利。2007年2月辛離開工廠的時候已經是一名技工，並擔任製作模具部門的領班。自1998年高考失利後，辛就進入這個城市打工。十年中，辛在三家公司工作過，逐漸從一個普通工人轉變為一個熟練工，再上升為管理一幫熟練工的領班。在辛的講述中，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他的自豪感，那種憑著頭腦靈活和努力工作而成為一個合格工人和領班的自豪感。 為了能參加集體行動與公司鬥爭，在為這家工廠工作一年之後辛辭職離廠。他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道，當他最後一次走出工廠時，發現自己既無處可進，亦無路可退。他發現自己對這個已經工作了十年的城市異常陌生，竟然有迷失的感覺。辛未必讀過本節開頭引述的那首工人詩歌，但似乎有某種類似的力量支撐著他走下去：“永遠不要後悔……經受所有的磨難之後，不管怎樣，你要站起來，站起來。” 辛的故事讓我們想起十多年前的英。作為第一代農民工的一個代表，當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離開東莞的工廠時產生過同樣的迷失感覺，但卻無從表達[vii]。辛與英不同的是，當他踏出工廠宿舍區那一刻，他不僅僅是感覺到迷失，而且發現自己充滿了憤怒。雖然他無法清楚地說出自己的迷失和憤怒是什麼，但他根本無法保持“冷靜和心理平衡”，他決心“做點大事”。 農民工的困境是如此難以克服，以致我們在深圳和東莞碰到的那些甚至在這些城市打工十年以上的工人仍然發現自己不可能留在這些城市生活。在大城市工作的時間越長，他們越能意識到自己所受的排斥。農民工中的一些人在為工廠打工數年之後，能夠通過轉型為小商販、小店主或收廢品者繼續逗留在城市，但是，他們仍然是城市中的過客，幾無成為市民的希望。可以說，這種被排斥和流浪的身分是第一代和第二代農民工的共同特徵，同時也是中國無產階級化過程的一個本質特點。 二、 改革：自由和“安家” 辛出生於1977年，在改革的時代中成長。他是1億2千萬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中的一員，是第二代農民工中的一分子。本文的目的不在於論證改革是無產階級化的催化劑，而在於說明改革創造了一種市場取向的意識形態，它支撐著這一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的歷史進程；而城鄉差距則是大量農民湧入城市的社會條件，也是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物質基礎。中國的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在增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2003年城市人均年收入是8472元，農村地區的人均年收入是2622元，城鄉收入比是3.23比1。到2007年，這一比例增加至3.32比1。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隨著改革的深化，不斷拉大的城鄉差距不但反映在生活水準上，它還反映在生活方式上（可參考Yan,2008）。社會的裂痕由此進一步擴大。對新工人的第二代而言，走出鄉村、轉化自我的要求比第一代變得更加強烈。 今天，在中國很多地方農村的空巢化不再是一種值得憂慮的現象而已經成為既成事實（Yan,2005;Li,2004）。無能感，或者擔心跟不上打工潮的感覺，不過是對很多農村年輕人人生不完整體驗的一種象徵表達。辛向我們詳細講述了他的過去。他經歷了三次痛苦的高考失利，在1998年第三次高考失敗後，辛不顧父親的反對，決定徹底放棄：“我知道有人考了七八次都沒有成功然後瘋掉的。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要不然我也會出事的。也許我應該試試其他的出路了”。 辛的妹妹早在1994年初中畢業之後就去深圳打工，辛對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經濟支持也感到羞愧[viii]。辛說道，“我妹妹初中畢業之後就去深圳了，她在那裏幹了好多年，但是我還留在村子裏重複我的高考”。外出打工不僅提供了掙錢養家的可能性，而且培育了一種個人獨立和自由的感覺。對辛來說，不能像妹妹那樣出去打工是他內心痛苦的一個根源。通過進城打工以獲取個人自由是農民工中是一個比較普遍的願望，同第一代農民工相比這一願望在新一代農民工中更加突出。卡茲尼爾森和索爾伯格（Katznelson and Zolberg，1986）指出，性情傾向（disposition）和習慣(habitus)是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最為重要的要素。本文作者認為，中國新工人階級確認自己身份的最初動因和界定中國新工人階級的性情傾向都建立在農民外出打工的普遍願望這一基礎之上。中國的無產階級化歷程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驅動的，它來自人們通過外出打工能夠獲取自由的強烈感覺；這一歷程的背景是巨大的城鄉差距，而這一差距本身則是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快速工業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出現的。[ix] 對於第一代農民工而言，進城打工不僅僅是一種主要的潮流（有人成功地外出打工後，整個村子的人都會跟著出去），同時也是人們實現經濟目標的重要手段（Pun, 2005; Jacka, 2006）。這些目標包括蓋新房，資助兄弟姐妹的教育，婚嫁以及做點小生意等等。雖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這一批打工者被媒體描繪成“盲流”，即認為他們在城鄉間的流動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實際上他們都有著具體的目標（Zhang, 2001）。今天，新一代農民工外出打工更多的是為了獲取個人發展、爭取個人自由、以及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經濟的動機則有所減弱。實際上，現在的年輕人比以前更加嚮往打工。辛的河南老家是一個有大約200戶人家的村子，那裏幾乎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外出去了。有十戶以上的人家全部搬離了村子。[x]我們對辛所在的村莊的研究與其他關於華中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Fang, 2003; Tan, 2006; Yan, 2005）。如方（Fang, 2003）在湖北一個村子的調查告訴我們，該村有353名居民，其中有204人是介於15-59歲之間的適齡勞動人口，這其中有148人常年在外打工。作為改革的一個結果，城市世界似乎已經向農村人打開了大門，儘管這些打工者很快就會發現這種開放是有著嚴格的限制的。 1998年辛終於能夠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廠打工了。這裏的勞動條件與它所在的工業村的其他工廠一樣殘酷。在試用期間辛一天的工資只有七塊錢。試用期結束後工資漲到8塊一天。在這家生產電視天線的轉換器的小廠裏，他每天從早上7點工作到中午12點，然後又從中午12點半工作到晚上11點。比高強度的勞動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工廠監工對工人們的態度。有一次，監工讓辛去搬動地上的一個金屬器件。作為一個新手，辛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危險，他沒帶手套就去撿那個器件，結果所有的手指都被嚴重燙傷。辛回憶道，“當時監工就站在我的旁邊。他面對一個流血疼痛的人竟能大笑，根本不幫我處理傷口。他笑完之後又命令我去做其他事情。”在那裏幹了七天之後辛就被解雇了。 改革給這一代人帶來了遷徙自由，他們可以自由地離開家鄉，可以自由地選擇為外資企業或者為私營企業工作。改革讓這一代中的很多人釋放出改變自己的願望，但是為了讓這一願望成為現實，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得不向工廠老闆（今日中國的新的所有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並非秘密。改革的辯證法就內藏於以下這同一個過程，它一方面給了農村人流動的自由，使得他們可以將自己轉變為工廠勞動力；另一方面卻又對已經置身於工業城市中的勞動之軀施加諸多嚴格的束縛。辛可以自由遷徙和工作。但是他可以自由行動的同時，卻發現他已經失去了前進或者後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個永久的過客。很快他就失去了“家”的歸宿感，感到自己無處可去。 辛繼續向我們講述他第一份工作的經歷： 在第七天，有幾個在一起打工的老鄉實在受不了了。他們準備辭職。他們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是我沒有答應。我想繼續做到領了工資為止。我們在車間門口處談了大概十分鐘。後來老闆看到了我們，然後就跟監工說了些什麼。當我返回車間的時候，監工什麼也沒問就對我說，“明天你不必來了”。後來我就跟幫我介紹這份工作的老鄉說我被解雇了，我幹了七天他們應該給我49塊錢的工資。老鄉說，“你還敢要工資？沒被罰款就算你幸運的了。” 辛幹了七天，什麼也沒拿到，就帶著他的行李離開了工廠： 那段時間我沒有暫住證。我只能在大街上流浪，我不敢走主路，怕被查證；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搶劫。晚上我沒其他地方去，只能去電影院……晚上11點以後電影院就放夜場電影，門票3塊。這個可以容納100人的放映廳就成為大約四五十人睡覺的地方，其中就包括我。在那裏睡覺腿都沒法伸直。早上6點到7點我們就必須離開。就這樣我在電影院睡了大概20多天，直到後來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辛的經歷是很有代表性的，多數第一次從農村來城市打工的人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在深圳一家電子廠工作的女工敏（Ming）說道，“我在第一個工作中學到的是你沒有自己的權利。老闆有權要你走，但是你什麼權利都沒有。”[xi] 改革包含著一個矛盾：由於資本需要新的勞動力，中國的農民需要將自己轉變為勞動的軀體，願意在工廠中度過他們的青春年華。這意味著他們要改變長久以來的祖傳習慣，整個地改變他們以前的生活方式和集體記憶。然而，作為可以隨意處置的勞動力，當他們不再被需要的時候，又被要求回到他們的村莊去-----那個他們在引誘下背叛、難以再保持忠誠的地方。這種現象對年輕的一代尤其突出。如果用“過渡”來刻畫第一代農民工的主要特徵的話，對於在城市度過更多時間的第二代農民工來說，“斷裂”這個詞可以更準確地刻畫他們的主要特徵。過渡意味著轉化，因此給人們帶來希望和轉變的夢想。然而斷裂則造成死結：既沒有使自己變為城市工人的希望，也沒有回到農村老家重做農民的可能。 不歸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說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們跳的是疼痛和憤怒…… 是誰將我們的人格、尊嚴……這些細骨伶仃的胳膊 擰下來 在異鄉的土地上無助地蠕動、掙扎“ ——《再寫蚱蜢》一位年輕的工人寫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2年之後，辛決定回老家。他告訴我們，“即使每天我工作得非常努力，在車間裏我們還是不被當人看。在這個城市裏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我怎樣才能有好的前途？我沒有錢，也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依靠。我寧可回家。” 由於在城市沒有立足之地，辛看不到自己繼續在這個城市呆下去會有什麼好的前途。與那些繼續留在城市打工的同輩工友不同，辛決心回到生他養他的老家去。雖然他既不是對某種農村發展方向情有獨鐘，，亦不習慣將自己看作是農村人，但是他還是希望能在農村謀生。 在出去打工和留在農村謀求發展之間如何取捨一直都是兩代農民工面臨的兩難選擇。200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組織的一項關於返鄉農民工的調查顯示，在28個省份的301個村中，返鄉農民工占到總外出打工者的23%，而在返鄉農民工中，16.06%的人創辦了各種形式的小企業或者小生意。[xii] 人們常常假定農村是城市失業農民工最後的依靠和保障。得益于現存的土地利用制度，村莊將承擔其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成本。這一觀點為如下不斷重複的事實所支持：工人一旦離廠，通常會短暫地回鄉呆上幾個星期。農民工返鄉的意願在春節期間尤為強烈，2008年年初（中國春節前夕）百年一遇的冰災雨雪天氣也未能阻擋洶湧的返鄉潮。在許多工人的日記和作品中，“想家”和“夢到回家”等字眼反復出現。可以將這種懷鄉症看作是農民工抵抗殘酷的工廠生活現實的“弱者的武器”。在這裏，家成為農民工想像中的精神支柱。 然而第二代農民工很快發現他們的生活經驗無情地顛覆了這種假設——雖然這個假設在上一代農民工中可以找到支持者。與18、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形成時的情況不同的是，中國的新工人階級並沒有經歷一個殘酷的圈地運動過程，國家也沒有強迫他們放棄對土地的租佃權。恰恰相反，儘管關於土地私有化問題的討論已經持續很久並且日趨白熱化，過去十年來對農民土地所有權侵蝕的後果也日趨明顯（Qin, 2006），但農村人口基於男性血統的土地權利還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中國農民仍然可以擁有一小塊維持基本生存的土地。2006年中國最終取消農業稅，進一步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因此，與英國工人階級不同的是，沒有外在的強力逼迫中國農民離開土地走上無產階級化進程。然而這種不同並沒有造成結果的顯著不同。由于農民生活狀況的惡化以及土地出產在生計中的重要性的下降，第二代農民工的“圈地”感是非常強烈的。辛向我們講述當年返回家鄉的情景： 當我（於2000年三月）回到家的時候，正是給播種的季節。我當時很興奮，因為我腦中產生了一個宏偉的計畫。我承包了一塊荒地，準備做點事情。晚上我興奮地睡不著覺，腦子中總是盤算著我的計畫：如果我能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規模，我也能發財。我將向我父母和其他村民證明返鄉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辛開始動員他的親戚和鄰居：“我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因為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說服人們，而且我在村裏的關係比較廣”。結果令辛很滿意。有人願意提供拖拉機和勞動力。他弄到了大約20畝可耕地開始了他的計畫。在綜合考慮當地的情況，辛決定種西瓜，他認為西瓜管理起來比較容易，而且比較有市場潛力。然而，就像在農村的多數情況一樣，環境對他很不利。由於大雨，西瓜成熟得很快，以致沒有時間去賣。辛的父親從一開始就反對辛的計畫，他在背後勸說其他人撤回給辛的支持。這樣僅僅幾個月的光景，辛就幾乎花光了他所有的幾千塊積蓄。他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離家返城打工。 辛的父親現在56歲，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同村裏其他同年齡的人一樣，他善良、勤勞，而且可能還有點固執，他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輩子來養家糊口。[xiii]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理解這片土地，也更熟悉這個村子。在他看來，留在這片土地上務農就永遠無法擺脫貧困的命運。辛的父親對辛返鄉“創業”的強烈反對，其實和他當年勸說辛多次參加高考的態度是一致的。在辛的父親看來，農村並不是有為青年應該待的地方。在這裏人們沒有機會擺脫窮苦人的命運，無力避免苦命的生活（參見Guo,2008）。農民生活的的窮和苦讓辛的父親堅信，有高中文憑的辛應該盡力離開農村去追求更好的前途。留在村裏不會讓家人有面子；相反它是不爭氣的表現。在今天的中國農村，像辛的父親的這種看法並不在少數，實際上我們碰到的很多誠實而勤勞的農民對農村的貧困落後都有類似的看法。這種看法的盛行是城市霸權的結果，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現代性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傾斜（Yan2008）。 父親對兒子返鄉創業計畫的反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圈地”：父親絕無可能讓兒子留在農村。辛返鄉的熱烈意願遭遇到父親的強烈拒絕，父親意志的勝利打消了辛回鄉的強烈願望，它導致一種類似的“圈地”效果，：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體上的。 辛遭遇的這種“圈地”經歷決不是個別現象。在那些決心回鄉做點小生意的農民工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終回到了村莊。[xiv]而在這些少數返鄉者當中，很多又以生意失敗賠錢告終。我們在深圳和東莞遇到一些返鄉創業失敗後又回到城市的農民工。女工華（Hua）就是這樣的個案，她回家嫁給了一個裁縫，然後在粵西老家養鴨子。她向我們講道，“我在家裏養鴨子，可是三個月就賠了五千塊。我一點養鴨的經驗也沒有。好多鴨子都死了，我虧本了。這樣我就又回來打工了。”[xv]當女工達到婚嫁年齡（通常在22到26歲之間）後通常會回老家結婚，然後搬到丈夫家居住，她們中的一些人就會留在那裏做點小生意而不再外出。不過，華在家了只待了半年就又回到深圳打工了。金融危機以來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吸引農民工返鄉創業，但是上面那些阻礙辛和華返鄉的不利因素並沒有因此克服：農民工們既缺乏從事農業經營的經驗又缺乏技術，他們既沒有成功創業所需要的物質條件也沒有經濟資助，此外不斷波動的市場也是他們所無法預料和掌控的，辛和華在家鄉創業——種西瓜和養鴨子——的失敗就是由這些因素導致的。[xvi]在辛的河南老家，全村只有幾戶人家還在堅持做農業生意，其中就包括辛的叔叔家。按照辛的說法，叔叔是個特別勤快的人，“看到什麼賺錢就做什麼”。這些年來，辛的叔叔嬸嬸先後養過豬、羊，將稻田改成魚塘養魚，魚不賺錢又部分地種藕，種樹，但是不管做什麼，一家人辛苦一年往往掙不到一萬元。如果辛繼續留下來種他的西瓜，我們很難相信他能夠超越他的叔叔。 辛覺得他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再次離開老家。這次他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但是他只能將痛苦深埋心底，背起行囊再次來到深圳。在去深圳的火車上，他無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手板（通常是用泥、陶等材料製作玩具模型，供大規模生產用）很能賺錢。他順利進入一家生產手工藝品的工廠上班，一個月可以掙800元。在試用期過後，他成為手板師傅，工資穩步增長。當他在這家工廠幹到第三年（2002年）時一個月已經能拿到1700塊了。加上加班費他有時他還可以掙到3000塊。 辛能成為熟練的師傅並拿到這麼高的工資是很幸運的。但是，由於他曾經受到的心理創傷，他在他後來的工作中沒有真正地快樂過。如果說對一般工人而言無論他們有什麼個體差別獲取物質利益都是他們共同的目標的話，對辛來說物質利益以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辛對工作已經失去了興趣，這造成了他的生活中的分裂：“不管我在哪工作我都感覺不到快樂。我的心永遠不能平靜下來。我總覺得我應該做點大事。” 如同我們在東莞碰到的一個女工所說的那樣，第二代農民工面臨著深刻的兩難處境：“當我出來打工的時候我很想家。可是我當回家的時候，我又想著出來打工。”[xvii]只有很小一部分農民工願意回到老家發展，而當他們真正回去的時候，常常像辛一樣發現，沒有辦法在家裏長期待下去。第二代農民工中很多人已經認識到農村就意味著“不發展”，因此也意味著他們無法回家。對於農民工來說，“種田沒有出路”已經成為一個共識。他們知道，一個稍微像樣的房子，還有結婚開銷，基本教育費用，醫療開支，以及日常生活開銷，很容易就會花光全家打工所得。除了食物之外，住房、衣服、教育和醫療等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依靠農民工的打工收入。農村是否不成比例地承擔了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成本這點是有爭議的。總之，對返鄉農民工來說，農村中缺乏個人發展機會造成了一種類似於“圈地”的效果，其結果就是我們所理解的自我驅動的無產階級化。 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農村都被掏空了。年輕一代成長在一個生活條件相對改善的時代，與上一代相比，他們眼光更為開闊，對於染什麼顏色的頭髮，穿什麼牌子的運動衣更為津津樂道。這種生活方式的變化使得新一代的打工仔/妹一旦走上打工之旅，就很難真正回到家鄉。他們通常不知道自己家裏有幾畝地，不知道家裏種田一年能有多少收入。第二代農民工有更強烈的意願留在城市。他們知道打工——在一個陌生的工廠為一個不相干的老闆賣力——不可能持久，因此很多人就夢想著做點小生意，不再受人雇傭，甚至自己成為小老闆。難以實現的個人期望，還有往返於農村和城市間的不盡挫折，在第二代農民工的生活中尤為突出，這種狀況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難以排遣的悲傷和憤怒。 憤怒、集體行動和中國新工人階級 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沒法相信政府，沒法相信老闆。我們要的只是一點公平。 一個參加2003年3月深圳勞工抗議活動的工人 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他們對各種形式的集體行動有著越來越多的認識，並參與其中。[xviii]第二代農民工所遭遇的“圈地”已經在華南地區引發了多次自發的罷工。儘管要估計集體行動的數量很困難，不過官方給出的資料可供參考，據統計在1993年到2005年之間，這類事件的數量從每年1萬起增加到8萬7千起（年均增長約20%），其中75%都是由工人和農民自發組織的。[xix]根據政府的一項統計，提交仲裁的勞動糾紛從2000年的13萬5千件飆升至2005年的31萬4千件，年均增長18.4%。2003年勞動仲裁案件涉及的工人人數達到801042人。[xx] 焦慮、孤獨和痛苦是第一代農民工生活中揮之不去的主題。如果說第一代農民工如前面提到的英還不能公開地集體地表達她的諸般消極情感的話，第二代農民工則已經在要求改變了。第二代農民工工作和生活中的痛苦和憤怒是很明顯的。如果說辛的故事特別值得關注的話，那只是因為他在高考經歷，工廠打工以及返鄉創業的失敗嘗試中遭受到嚴重的社會創傷。所有這些經歷使得他的憤怒累積到一個突破點：“我相信我應該幹點什麼大事。我的生活應該有更大的理想。”他反復地強調自己不快樂，難以維持內心的平衡。 和英不同，辛內心的不安不再被壓抑，它得以表達出來，甚至轉化為外在的行動。2007年初，當辛發現他所在的工廠準備搬出深圳以降低成本的時候，他就開始動員他的工友，他們一起開始了一系列的集體行動。辛和他的四位工友起訴了當地的勞動局，指控他們漠視工人的需要，沒能執行那些保護勞工的行政法律措施。這五位工人後來被媒體稱為“維權五君子”，以爭取勞工權利而聞名。五個人都在在工廠的手板部上班，都已經幹到手板師傅的位置。五人都年過三十，其中最年長的老黃已經在這家工廠工作了5年，每個月可以拿到4200塊，最年輕的是辛，在這家工廠工作了一年，工資2200塊。 在工人們的團結鬥爭中，宿舍發揮了一個特別重要作用。辛提到，下班回到宿舍後工友們常常一起聽收音機，尤其是收聽有關法律和打工的節目。辛告訴我們，聽這些節目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啟蒙”，他們從中學到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是違法的，而加班工作則應該獲得雙倍或三倍工資等等。 2007年2月12日，五位向工廠提交了一份公開信，要求集體解除勞動關係，其理由是工廠沒有跟他們簽訂合法的勞動合同，而且沒有依法支付他們的社會保險金，此外還強迫他們超時工作，沒有為每天的加班以及週末和節假日加班支付加班費等。同時，辛和他的工友還敦促當地的勞動局官員幫助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他們尤其提出勞動局應當確保工廠依照勞動法縮短工時，同工人簽訂合法的勞動合同，為工人上繳社會保險，為2007年一月和二月份的超時工作支付加班費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這五位工人要求工廠支付過去兩年的累積加班費，其總額達到人民幣65萬元。對於自己的上述要求他們表達的很清楚： 工人被要求一月至少工作２８天，每天至少１３小時。加班費只是在每天工作超過９小時以後才有。不但如此，工人的工資每小時低於法定工資１到１.２元。對於計件工人而言則根本沒有加班費。 以老黃為例，2006年12月他工作了227小時（被認為是正常上班時間），外加114。5小時加班。2007年1月，他工作了266小時，外加87。5小時加班。 工廠搬遷是工人集體行動的催化劑，此前工人在工作場所不斷累積的憤怒、挫折和不公平感一下子找到了一個爆發點。工人們擔心工廠搬遷後可能裁員，更擔心搬遷後追討加班工資變得更加困難，這促使工人們採取行動。老黃說道： 我們都是工廠裏少數比較核心的熟練工人。我一個月可以掙到四千多塊，但不是個小數。我不用擔心吃喝問題，但是我們缺乏安全感，也沒有一種體面的個人形象。儘管我們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奉獻給了深圳，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應有的地位，而且最終來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隨時可以取代的。當我們老了，得了慢性職業病，然後返回老家，然而我們既沒有養老金，又沒有健康保險，那時我們怎麼辦？[xxi] 老黃說得很清楚，他並不是對他的工作條件或者工資不滿意，令他擔心的是未來，是一種既沒有安全感又沒有尊嚴的職業前景。作為一個可以被取代的勞工，他知道他的位置是很脆弱的。當他老了的時候，工廠會讓他走人，而且他很可能會得慢性的職業病，這種情況下他肯定要回到老家去。是他的職業生活既無未來又沒尊嚴激起了他的憤怒和不平。 某種程度上，這五位工人面臨大致相同的處境：都正值壯年，都達到了自己職業生涯的高峰，等待他們將是不可避免的下坡路，或者被更年輕的工人所取代。就是在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之中，他們決定採取激進行動。在要求勞動局判令工廠賠付未得結果之後，他們很快將行動的目標從工廠轉到勞動局身上。五位元工人充分地利用互聯網路查詢相關資訊，得知當地勞動局有責任監督勞動條件並處理勞動糾紛。工人們也算計到，通過起訴勞動局可以降低司法成本。 在進入起訴階段，這家迪士尼供應商的600名工人（其中多數是女工）也組織了一次罷工。2007年5月該工廠同工人簽訂了一份短期勞動合同，並正式宣佈將於年底搬遷到東莞。9月，工廠的女工們團結起來組織了多種形式的抗議活動，包括集體停工、抗議，撤回勞動合同等。他們要求支付拖欠的加班費，要求經濟賠償，要求公司補交他們應得的社會保險金（見《南方都市報》，2007年9月12日）。工廠的回應是解除了與一些女工的（非法）合同，並只支付一個工資的補償金。“老闆們沒一個有良心”，當工人們拖著行李走出工廠宿舍的時候很多都會這樣抱怨。被拋棄的感覺不僅在離廠女工那裏非常強烈，在那些留下來的工人中也很普遍。工廠管理層態度強硬，他們說根據勞動法，只需提前24小時通知工人就可以停止勞動合同，因此工廠沒有責任支付補償，一個月工資已經是工廠給予的恩惠，工人們應該知足地離開----儘管有的工人已經為這個廠工作了長達6年。這種說法使得女工們更加憤怒。 在這年7月五位工人第二次向法庭提出起訴。他們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說明勞動局對他們的不滿和爭端怎樣進行了不當的處理。他們要求法院否定先前的判決。更重要的是，他們堅持要求經濟補償，並要求有保護自己利益的權利：“我們並不指望在與政府部門打官司時能取得勝利，也沒有指望能完全得到我們要的經濟補償。我們希望的只是探索一種新的可能性——探索一條保衛我們自己權益的新的道路，並且希望這條路對其他工人能有所幫助。”（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25日） 如果說工人的這場集體行動就是為了經濟利益就太簡單化了。對辛和他的工友的工作和生活瞭解的越多，我們越能體會到在他們採取行動的各個階段所表達出來的憤怒和不滿。對辛來說，促使他採取行動的既非金錢，亦非個人名譽。他是被他那“做點大事”的信念所推動的，他希望以此“引起人們關注勞工們艱難的生活”，“為打工仔爭取到一點公平”，並且“懲罰那個沒有良心的老闆”。 2008年4月，在等待司法判決結果達一年之後，這五名維權工人中的三人——辛、老黃和陳——最終決定去北京打官司。他們希望能夠從中央政府那裏尋求幫助，這也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了：“去北京是最後一步。我們幾乎把所有能想的法子都用過了。現在這是最後的辦法了，我們不想就此結束”，老黃這樣說道。他們在北京待了五天，在這期間他們去了勞動社會保障部、全國人大的信訪辦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全國總工會。然而結果卻讓他們絕望：他們要麼根本無法遞交陳述信，要麼就被草草地打發。辛和陳認為他們的北京之行還是值得的，因為在信訪辦公室排了幾個小時的隊然後被驅逐之後，他們知道來之前的希望是一個幻想：“在我們來之前我還是抱有某些希望的，現在我們死心了”。工人怨恨的政治轉變為一種絕望，以及一種對工人的無力和無助感的真正理解：“我們只能靠自己。我們不能相信政府，我們不能相信老闆。我們要的只是一點公平。” 結論 改革再造了中國，它在將中國再造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再造了中國的工人階級。沿著一條特殊的無產階級化的道路，第二代農民工已經逐步意識到他們的階級地位，並且已經開始參與到一系列的集體行動中來。今天的第二代“農民工”有著比第一代工人更為深刻和強烈的憤怒和不滿，他們日益認識到自己正在失去曾經擁有的或各種有名無實的支持——家鄉回不去了，而各種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對工人的保護也正在變成一紙空文。中國農民工在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中實際上遭遇了一個類似於西方工業化初期的“圈地”過程。 受湯普森經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啟發，我們對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考察，不是將它看作一個社會結構（例如，“改革”）在時間中演進的結果，而是把它看作中國向“世界工廠”轉變中新工人階級這一歷史主體參與創造自己的社會變遷的過程。工人們的生活經驗創造了憤怒、創傷和深刻的不公平感，而這些消極的情感反過來又植根于第二代農民工的生活之中。因此，理解這些經驗對於我們理解中國未來階級行動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辛對他的工廠鬥爭和返鄉經歷的深入描述突出反映了第二代農民工中很多的帶有一般性的經驗。辛的坎坷經歷既是特別的，又包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辛有一個有主見的父親強烈阻止他回鄉創業，這點可能是比較獨特的。然而，就回鄉嘗試創業並最終失敗這一點而言，辛與很多的農民工又是類似的。失敗迫使他們再度外出打工——一個無止無休的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個惡性循環：改革和城鄉二元分裂激發了逃離農村的欲望，迎接逃離的是工廠生活的苦難，工廠生活中的挫折又誘發返鄉的念頭。但是對返鄉農民工來說，農村已經很難真正成為安身之地。這種惡性循環使農民工遭受了種種殘酷的生活體驗，其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基於怨恨心理的政治。沒有希望，沒有憧憬，沒有未來，打工生活的意義轟然坍塌。 工人的敍述有助於我們理解兩代農民工生活之間的連續性及其變化。像這樣的第一代打工妹往往將痛苦埋藏心底，無法表述、無法言說的結果是任由痛苦沉入身體和潛意識；像辛這樣的第二代農民工則不同，他能夠直面自己的創傷，並將痛苦轉變為自己的外在行動。“過渡”可以描述第一代農民工生存狀態的主要特點，而對第二代農民工來說則是“斷裂”，它造成進無可進、退無可退的死結。痛苦、憤怒和磨難滋養了工人階級，將他們中的一個個成員轉化為資本的對抗者。由於缺乏集體談判能力，沒有有效的工會，甚至連自己選舉的代表都沒有，身陷困局的工人常常求助於國家的幫助，而等待他們的往往是令人絕望的結果：“我們只能依靠自己。我們不能相信政府，也不能相信老闆”。 通過對辛的生活鬥爭的詳細記錄以及對珠三角工業區的民族志研究，我們希望幫助人們進一步認識人類的情感和苦難對於我們理解集體反抗或階級行動的重大意義。就像最近華南地區的勞工罷工潮所展示的那樣，在憤怒和不公平感的推動下，工人們已經在同一切話語的和結構的限制作鬥爭。作為新的階級主體，第二代農民工現在開始起來反抗這個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反抗“逐底競爭“的全球化生產戰略，反對他們在城市中不得不遭受的無根的生活體驗，反抗加在他們身上的“農民工”准社會身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本文作者要感謝鮑勃•約瑟普（Bob Jessop）,喬•昂格（Joe Unger）,陳安（Anita Chan）,黛博拉•大衛（Deborah Davis）和嚴海蓉（Yan Hairong）對本文早期版本的評論意見。另外還要感謝一些無名的評論者，他們的寶貴意見幫助我們進一步改進了文章。本文作者還要感謝香港研究資助委員會（HKRGC）對研究項目“一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對華南地區宿舍勞動體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下集體行動的研究”（2007-2009）的資助。 [2]中國到底由多少農民工，一直有不同的說法，1.2億是2009年以前比較普遍採用的一個數字。根據2009年年初國家統計局最新調查結果，截至2008年底，中國農民工總量為2.2542億，其中，外出打工的農民工1.4億（申劍麗耿雁冰：《國家統計局啟動2.2億農民工調查監測系統》，《21世紀經濟報導》2009年6月11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請讀者不要對本文討論的中國新工人階級同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人階級混同，後者在Andrew Walder1984年的文章中稱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工人階級，見“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1949-1981”，《現代中國》，10（1），3-48。與上述第二個工人階級不同，後者是國家的產物，而新中國工人階級是市場經濟的結果，其特點很大程度上來自資本主義與前社會主義政策相結合。新工人現在已占到中國整個產業工人人數的57.5%。可參看Ching Kwan Lee的近著《挑戰法律：中國新老工業區的勞工抗議》，該書中對新舊工人在勞工抗議和集體行動中的不同有著詳細的對比。 [ii]我們在深圳的研究得到了中國女工網路（CWWN）的大力幫助，後者是一個成立於1996年的非政府組織（NGO）。我們于2007年夏經介紹認識了辛，之後開始了對他的一系列訪談，包括2007年12月在深圳的訪談，2008年4月辛和他的工友在北京上訪期間的訪談，以及2008年5月在他河南老家的訪談——當時他回家短暫地待了幾天。這裏我們要感謝CWWN和梁淑美（Leung Shuk Mei），是他們介紹我們認識了辛。CWWN於2005年夏天在深圳的一個工業園區開展了一個調查350名工人的專案。這個調查工人的生活目標的專案是在本文第一作者的幫助下由CWWN啟動的。它涵蓋了15個工廠，其中多數是服裝廠、電子廠，玩具廠和印刷廠。本文的第二作者在東莞參與了一個關於工人的開放式問卷調查，該調查涉及3個工業鎮的9個工廠的655個工人。 [iii]第二代農民工的一個特點是其中男性工人的迅速增加，這些男工有的上升到管理和技術崗位，也有很低層次的崗位如保安和臨時工。由於自本世紀初以來華南地區工業城鎮勞動力的缺乏，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中從事服裝、電子、玩具和其他輕工業生產流水線的男性工人比例更高。 [iv]在本文中我們採用了階級和階級意識的概念，對這個概念E.P.湯姆遜是這樣論述的：“當一些人經歷了共同的體驗（無論是遺傳的還是後天共同獲得的）並因此感覺到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以及與他們與其他人的不同利益（常常是相對立的利益），並進一步把這種由共同的利益產生的身份表達出來時，階級就出現了。人們的階級體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所處的生產關係決定的——他們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可能繼承自父輩，也可能是後天非自主地選擇的。階級自覺就是在文化意義上人們處理、反映這些經驗的方式，它體現在人們的傳統、價值系統、觀念和制度等多種形式中。”（1963：289） [v]這種生活經驗與城市中間階層有著顯著的不同，後者假定工業化和城市化會齊頭並進。毫無疑問，當前中國正在經歷迅速的快速城市化，但是這個過程主要是由城市財產形式的資本來驅動的。在中國轉變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有多種因素在起作用，產業資本只是這些眾多因素中的一個。 [vi]理查德•森內特（Richard Sennett）和喬納森•科布（Jonathan Cobb）認為（被剝削）階級所受到的一個隱形創傷是在其日復一日的生活經驗中形成的對自我能力的不信任感。個人被導向認為自己的無力感和不全面感帶來的內心的焦慮是由個人原因造成的，雖然實際上在一個階級分化的社會，個人被剝奪了控制個人生活的自由。（Richard Sennett and Jonathan Cobb，1972:36–37） [vii]完整的故事參看《中國製造：世界工廠中的女工》一書的第六章。 [viii]對於今天中國農村的年輕人來說，考上大學是跳出農門、落戶城市並在其中能擁有完整的法律權利和潛在的經濟優勢的極少數途徑之一。除了少數的精英外，多數的農民工由於他們在工業等級結構中的位置很難像其城市同事那樣在城市平等地居住。我們在深圳和東莞調查過的1000名工人中，大約75%只受過初中教育。與男工相比女工上高中的機會更小，更別提上大學了。 [ix]自由是指農民工在改革時代獲得的各種各樣的能力：遷移的自由，去城市找工作的自由，去勞動力市場尋找雇主的自由。但是這些自由並不包括工人在涉及與生產或居住相關的事務上做出獨立決定的自由。 [x]在我們的調查中有少數例外的情況——有少數家庭的中年成員留在村中，這種例外通常是由於這些家庭的中年成員或者開了商店向其他村民出租農業生產工具，或者承包了魚塘、藕塘，也可能是因為患了病無法外出，還有的就是因為他們是村幹部。不過在我們調查的那個村莊，農地拋荒的情況並不是很普遍，因為多數的農業活計都由年紀大的人來承擔了。那裏人均農用土地面積約為1畝，來自農業產出（主要是小麥）和家畜（主要是豬）的家庭年收入大約是兩三千元。 [xi]2006年10月於深圳的調查。 [xii]見韓俊，崔傳義，“農民工回鄉創業熱潮正在興起”，中國經濟時報，2007年12月27日。 [xiii]當我們於2008年在辛的老家拜訪其父時，他一個人負擔起家中五畝農地的所有農活，此外他要養豬。他一個人養起一個七口之家：辛的奶奶，辛的媽媽，辛父本人，辛的兩個孩子（一個三歲的女兒，一個一歲的兒子），辛和他妻子（他們倆都在深圳打工）。辛的奶奶和媽媽也沒閑著，他們都盡其所能一起幫忙養家糊口。 [xiv]參見韓俊，崔傳義，“農民工回鄉創業熱潮正在興起”，中國經濟時報，2007年12月27日。 [xv]2006年12月在深圳的採訪。 [xvi]參見韓俊，崔傳義，“農民工回鄉創業熱潮正在興起”，中國經濟時報，2007年12月27日。 [xvii]2006年4月在東莞的採訪。 [xviii]參見Anita Chan，China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NewYork: ME Sharpe,2001),Ching Kwan Lee,“Three Patterns of Working-Class Transitions in China.”pp.62-91 in Politics in China: Moving Frontiers, edited by Francoise Menginand Jean-Louis Rocca.(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Isabelle Thireau and Linshan Hua,“The Moral Universe of Aggrieved Chinese Workers: Workers’Appeals to Arbitration Committee sand Letters and Visits Offices,”The China Journal(2003)50:83-103, and Chris Chan King Chi and Pun Ngai,“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forthcoming. [xix]Pak Nang Leung and PunNgai，“中國新工人階級的激進化：基於雕塑業工人集體行動的個案研究”，第三世界季刊，即將出版。 [xx]參見《勞工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 [xxi]2008年4月在北京的訪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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