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翼讀書組專輯: 近年來國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思想史梳理 [魯克儉 ](轉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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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國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思想史梳理 [魯克儉 ](轉載) （來源：《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7期）（作者：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近年來，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進行思想史梳理成為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一個新動向。先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史蒂夫•裡格比在1987年出版（1998年第二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一個批評性導論》[1]中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發展史中的一些關鍵人物做了點評；2002年，英國桑德蘭大學講師馬太•佩里（Matt Perry）博士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2]，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做了初步梳理；2006年，英國里茲城市大學高級講師保羅•布萊克利奇（Paul Blackledge）博士出版了《反思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3]，進一步梳理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思想史。本文主要介紹佩里和布萊克利奇的研究成果，相信會對中國學界瞭解國外馬克思學最新動態，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發展軌跡有所助益。 一 佩里在《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第一章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有一個全景式概覽。佩里指出，他考察馬克思主義史學寫作的目的是為了表明馬克思仍然存在於20世紀的歷史學研究中。儘管馬克思主義史學通常被指責為還原論和決定論，但實際上它比任何其他學派（大概年鑒學派可以與它相提並論）都體現出更寬廣的研究方法和問題。二戰後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通常與“新史學”聯繫起來，於是人們傾向於認為馬克思主義拒絕傳統的史學形式如傳記體的、政治的、思想的和敘事史學等。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但勝過慣常的史學形式，也勝過創新的史學形式。比如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的《史達林》（1949年第1版）及其關於托洛茨基的多卷本著作就是傳記體的。類似的傳記體史學著作還有：保羅•弗羅利克（Paul Fr?lich）的羅莎•盧森堡、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的列寧、克裡斯托夫•希爾（Christopher Hill）的克倫威爾或密爾頓等。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拒絕傳記。但馬克思主義傳記有別於其他歷史學派傳記的特徵在於其對個人在歷史上作用更理論化的澄清，而對個人在歷史上作用之迷的解答是每個傳記作者都需面對的難題。實際上，非馬克思主義者伊恩•克肖在其所著的《希特勒》中就借用了馬克思關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觀點即《霧月十八》開頭的那句名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至於傳統史學所關心的敘事風格，不管是講故事的藝術或是意味深長的文學展開，都在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中得到體現。如C.L.R.詹姆士的《黑色雅各賓》和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就不能被指責為因為術語而犧牲了文學性。除了敘事藝術和傳記外，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包含研究高度政治和自上而下歷史的傑出著作，如梅森（Mason）的《第三帝國的社會政策》、薩維爾（Saville）的《1848》。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常見指責是說它誇大了經濟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史方面的著作確實很多，比如在關於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以及生活標準的辯論中都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身影。除了不拒絕傳統史學方法外，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也提供了許多方法論創新，如“自下而上的史學”，其代表性著作是魯德（George Rude）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1959年）、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希爾的《顛倒的世界》（1972年）、羅德尼•希爾頓（Rodney Hilton）的《農奴爭得自由》（1973年）等。這種研究對社會史學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儘管女性主義者和黑人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激烈批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實際上是婦女史和黑人史研究的先驅。希拉•羅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隱瞞歷史》（1973年）開闢了激進婦女史學的領域，而詹姆士、威廉姆斯、尤金?吉諾維斯(Eugene Genovese)關於黑人奴隸制度的著作以及弗賴爾(Peter Fryer)的《保持權力》關於英國黑人體驗的著作也在黑人史上起到了類似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在口述史的發展中起到了作用（其實口述史本身就是從“自下而上的史學”中產生出來的），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羅奈爾得•弗雷澤（Ronald Fraser）和盧薩•帕瑟琳妮（Luisa Passerini）就運用口述史給西班牙內戰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傳統認識注入了新氣象和新見解。歷史學中的文化維度（包括從藝術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益在歷史學中佔據中心位置，而其中也打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印記，其中包括湯普森和希爾。而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蜜雪兒•伏維爾（Michel Vovelle）則致力於心態史學研究。總之，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證明能夠創新並且可以與新史學方法開展創造性的對話。 如果說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轉向了文化史和微觀研究，那麼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仍在繼續關注長時間框架和長時段過程，兩者的區別體現在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史學與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分野。在後一種研究中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概念起了極具建設性的作用。傑夫裡?克羅伊克斯1981年出版的《古代希臘世界的階級鬥爭》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而克裡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安德森和居伊?布瓦（Guy Bois）在歐洲封建主義的起源方面也產生了重要著作。威克姆在20世紀90年代的“封建危機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多布與斯威齊之間的論戰，以及後來的“布倫納辯論”都涉及的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彼得•克裡特（Peter Kriedte）和漢斯•梅狄克（Hans Medick）對“原初工業化”理論有貢獻，而沃勒斯坦則提出了世界體系理論。上述學者的影響都超出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範圍。在科學史方面，貝爾納(J. D. Bernal)的《歷史上的科學》和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成的。 “革命”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佔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關於法國革命的社會解釋主導了20世紀大半期的歷史學文獻。關於法國革命的社會解釋的主要實踐者是馬克思主義者。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和亞伯特•索布林（Albert Soboul）都是法共黨員，自20世紀20年代之後他們發展出了關於法國革命權威的“社會”解釋，即強調統治者難以應付的危機、事件的階級特徵以及革命的深刻影響。這樣，革命史就不再是簡單地由大人物（羅伯斯庇爾、丹東、拿破倫）的行動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力量演化的平衡決定的。城市窮人、農民和群眾就不再是“豬一樣的群眾”（柏克語），而是革命事件背後的真正力量。勒費弗爾的《法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所做的社會解釋甚至幾乎沒有在歷史學家中引起爭議，霍布斯鮑姆的《原始的叛亂》（1959年）是英語世界最先運用這種觀點的歷史學著作。霍布斯鮑姆還說勒費弗爾是“自下而上的史學”的先驅。不過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法國歷史學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引發了“修正主義史學”潮流以對抗對法國革命的社會解釋，這種“修正主義史學”把革命解釋為一系列偶然政治事件的結果。在英國，關於英國內戰的社會解釋也遭到了修正主義史學的批評。1990年霍布斯鮑姆出版《馬賽曲的迴響》，評價了法國革命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並回應了修正主義史學家對這些事件的馬克思主義社會解釋所做的批評。 馬克思主義史學充滿著社會生產關係、階級鬥爭、生產方式和霸權等概念。但隨著學術馬克思主義在二戰後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界線已經變得非常模糊了。到了60年代，甚至一些保守的歷史學家也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有用的工具來使用，特別是表現在他們對馬克思概念的折中借用上。許多歷史學家有選擇地採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範疇以作為他們提出假設或用於解釋歷史的富有成效的工具。布瓦就指出，“生產方式”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核心概念，這一概念對年鑒學派中世紀史專家喬治•杜比(George Duby)、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產生了深刻影響。湯普森和布倫納則強調階級鬥爭概念的首要性，湯普森甚至說階級鬥爭比階級事實本身更重要。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還試圖澄清馬克思主義對20世紀歷史編纂學的貢獻，如霍布斯鮑姆在1997年出版的《史學論》中就考察了從後現代主義到俄國革命這樣寬泛的歷史編纂學問題。對霍布斯鮑姆來說，馬克思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根本基礎”，因為馬克思極其獨特地試圖“為歷史整體提供方法論上的進路，並理解和解釋人類社會演化的全過程”。 當然，馬克思主義史學也遭到了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激烈批評。從經驗主義者到後現代主義者陣營，馬克思主義被指責為經濟還原論、決定論、圖式論，甚至經驗主義（後現代主義者的指責）。特別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1968年激情（即五月風暴）消退後左翼學術氣候的改變，馬克思主義史學也遭到攻擊。後現代主義、歷史社會學以及經驗主義都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提出了嚴肅挑戰。當一些史學雜誌推出諸如“社會史的危機”、“勞工史的終結”的專輯時，所挑戰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佩里指出，這些批評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歪曲，因為他們不是通過評價最棒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巧運用和完善來批評馬克思主義，而只是根據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批評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只是基於一些庸俗化的假定。正如伏維爾所簡練評論的那樣：這些批評不過是“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庸俗批評”。 佩里特別強調最好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與受史達林注意嚴重影響的歷史學之間的對立。佩里指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蘇聯的衰落是與30年代史達林的上臺相吻合的，而20世紀最好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寫作——從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1930年）到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都採取了拒絕史達林主義的方法論起點。當然對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以及喬治•勒費弗爾和霍布斯鮑姆這樣的史學家個體來說，有時史達林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區分也難以完全厘清。佩里還指出，儘管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現在有些消散，但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的數量仍然很大，而且仍對各類史學家產生著影響。 佩里把馬克思主義史學劃分為三代，然後對這三代代表人物的史學思想進行深入考察。佩里所謂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第一代是指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代指親歷兩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以及30年代大蕭條的盧卡奇、托洛茨基、葛蘭西等人，第三代指在冷戰東西方對立、西方經濟長期繁榮、60年代的思想激進和80年代的反動，以及蘇東演變和所聲稱的新自由全球資本主義勝利這一歷史背景下出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思想家。目前在後現代背景下很可能會出現馬克思主義史學第四代（能否真正出現還不能肯定）。對第二代的介紹佩里特別強調葛蘭西，尤其是葛蘭西史學思想對後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寫作的重大影響。對第三代的介紹佩里特別強調湯普森。限於篇幅，這裡就不再重複佩里對第二代和第三代馬克思主義史學代表人物所做的考察。 二 布萊克利奇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思想史的梳理主要以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為背景，但他首先用一章梳理歷史唯物主義從第二國際到第三國際的演變和發展。[4]布萊克利奇指出，第二國際自其1889年成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它事實上的破產這段時間裡，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正統”無可質疑的守護者，而考茨基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被許多評論者看作是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因此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歷史考察理應從考茨基開始。但是，今天已經很少有人（指西方學者）再為考茨基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做辯護了[5]。裡格比是批評考茨基主義的典型，他認為考茨基斯想的根本缺陷在於它所包含的“生產力決定論”。[6]佩里也認為，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第二國際影響的消退，進化論或技術決定論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開始在歐洲社會主義政黨中蔓延。而更早的科萊蒂在《從盧梭到列寧》中就提出，第二國際政治上的缺陷在於它對經濟演化的自動過程持有“宿命論”的信念，這種信念強化了第二國際關於它最終會以自發的、不變的、無可抵擋的平靜方式（正像自然的過程一樣）獲取政權的確信。科萊蒂還指出，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進化論解釋源於恩格斯對馬克思思想粗魯的系統化，並在考茨基的歷史理論中達到頂點。西方學者對於恩格斯在使馬克思主義僵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還存在爭論，但考茨基的思想早就被他們認為應該扔進歷史學的垃圾桶裡去了。最近薩松[7]和卡利尼克斯[8]都把考茨基的思想評價為“庸俗進化論”的一種形式。但布萊克利奇並不贊同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評價。他指出，上世紀初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確實產生了一些值得今天重讀的重要歷史學著作，如讓?若雷斯（Jean Jaures）的法國革命史寫作就極大地影響了後來的爭論。布萊克利奇認同拉斐爾•撒母耳（Raphael Samuel）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遠非同質性的說法，並指出：第二國際是充滿爭執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激烈的政治爭論伴隨著相互競爭的歷史解釋。布萊克利奇通過具體考察第二國際三個代表性思想家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和拉布裡奧拉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來具體闡明這一點。 布萊克利奇指出，儘管從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到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的轉變被科萊蒂和安德森解釋為是“唯意志論”同“宿命論”的決裂，但裡格比卻認為政治實踐方面的改變並沒有伴隨著歷史理論方面的任何創新，因為托洛茨基、列寧、史達林以及布哈林與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具有同樣的生產力決定論形式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這兩種對立的觀點布萊克利奇都不同意，儘管布萊克利奇確實認為裡格比強調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與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連續性方面是正確的，而且裡格比的觀點表面看來似乎很說服力，因為列寧在與普列漢諾夫決裂之後很久仍然奉勸青年布爾什維克學習普列漢諾夫的哲學，而且列寧自己也一直在學習和研究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在布萊克利奇看來，托洛茨基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並不能像裡格比所認為的那樣與考茨基及普列漢諾夫同樣的生產力決定論一起被打發掉，因為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直接影響了C.L.R.詹姆士的經典歷史學著作《黑色雅各賓》，而且詹姆士也稱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是最偉大的歷史學著作；另一方面，由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化的共產國際時期開創的“人民史學”和“自下而上的歷史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影響了來自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偉大歷史學家們，但“ 歷史學家小組”的著述是不能被歸結為生產力決定論的，因此這些偉大歷史學家富有創見性的研究可以說是從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因素中演化而來的，而不是與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簡單決裂。 布萊克利奇具體考察了考茨基的思想演變，認為所謂的“考茨基主義”只是一個神化，因為它把考茨基的思想發展看作是直線的，而沒有考慮到考茨基1906年所發表文章的思想與他1927年《唯物史觀》一書中所體現的進化論和機械論馬克思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布萊克利奇還以一些具體事例表明考茨基1906年前後的思想更為複雜和精細。普列漢諾夫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實際上托洛茨基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並非與普列漢諾夫解釋的簡單決裂，而是源自普列漢諾夫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的精華因素。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認他對俄國歷史演變的解釋建立在借用於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和拉布裡奧拉的方法論基礎之上。拉布裡奧拉批評但並不完全排斥“因素方法”，主張仍然保留“基礎”和“上層建築”概念的“有機歷史觀”，特別強調馬克思的社會演化理論與達爾文的自然演化模型的區別，並批評了當時達爾文主義在許多思想家中流行的現象。拉布裡奧拉的方法試圖辯證地理解自由與必然的關係，從而避免把歷史歸結為一些鐵的規律在起作用的“宿命論”過程。當然，拉布裡奧拉也和第二國際的其他思想家一樣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布萊克利奇看來，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中無疑包含機械論和宿命論因素，但第二國際的一些思想家也為托洛茨基等人更開放地解釋歷史唯物主義奠定了基礎。 布萊克利奇把托洛茨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貢獻概括為兩點：一是托洛茨基提出了作為其“不斷革命論”的“綜合發展規律”，二是托洛茨基創造性地重申了被第二國際理論家歪曲了的真理即馬克思主義的行動主義內核。就“綜合發展規律”而言，托洛茨基認為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平衡是一般規律，此外他還認為由“不平衡規律 ”可以進一步推出“綜合發展規律”，即落後國家可以將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綜合在一起來完成。因此托洛茨基不但認為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且認為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是城市工人，因而資產階級革命要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從而由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就成為工人的內在要求。這樣，托洛茨基就與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機械論特徵區別開來。但托洛茨基並不拒絕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洞見即生產力發展水準為歷史可能性設定了參數，不過托洛茨基是在國際層面而非國家層面來考慮生產力發展水準的。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彰顯了偉大人物（列寧）在重大歷史事件（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從而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行動主義內核；但布萊克利奇並不認為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體現了唯意志論，因為托洛茨基實際上是把列寧作為客觀歷史事變的最後出場的環節來看待的。 另一位受到布萊克利奇重視的蘇聯史學家是伯里斯•赫森（Boris Hessen）。赫森1931年在倫敦舉行的第二次國際科學史大會上宣讀的論文“牛頓《原理》的社會和經濟根源”，對西方科學史界產生了很大觸動。科學史領域的巨人如貝爾納(J. D. Bernal)、霍爾丹（J. B. S. Haldane）、海曼•利維（Hyman Levy）、李約瑟、蘭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都受到赫森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布萊克利奇看來，儘管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對馬克思主義的粗魯歪曲（其實這種粗魯歪曲也不過是對布哈林1921年出版的《歷史唯物主義》論述的剽竊）被當作“正統”，但這種“正統”並非鐵板一塊。共產國際內的馬克思主義仍然激發出有創見的作品，這其中包括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著作。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是從1946年開始正式集會以幫助萊斯利•莫頓（Leslie Morton）出《英國人民史》第二版。莫頓的《英國人民史》第一版出版於1938年，是共產國際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決定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產物。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的20年時間裡，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歷史編纂學佔據著一個非常奇特的位置。總之，第三國際時期不但產生了托洛茨基和赫森的優秀史學著作，而且一些受到過史達林主義不好影響的歷史學家，如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多布、希爾、莫頓和托爾等人也創作出了值得人們不斷閱讀的歷史學著作，這些著作還激發了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激進歷史編纂學。 歷史時代的“分期”問題是歷史編纂學的根本問題之一，因而與“分期”問題相關的“生產方式”以及“社會過渡”問題就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熱點問題。布萊克利奇就這兩個問題專章進行討論。首先考察的是著名英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戈登•蔡爾德（Gordon Childe）。恩格斯晚年根據人類學家摩爾根的新發現寫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而蔡爾德20世紀初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的範疇置於考古學思想的核心位置。蔡爾德提出的“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已經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蔡爾德把馬克思的方法等同于一種“文化史”，從而隱含了與資產階級的政治史以及史達林主義的經濟還原論的決裂（儘管蔡爾德肯定過史達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在《考古學與人類學》（1946年）中蔡爾德明確批評了對馬克思“基礎/上層建築”比喻的技術決定論解釋。蔡爾德堅持認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概念等同於因果性概念，因為儘管生產力可能為各種可能出現的生產關係確定了參數，而經濟基礎又可能為各種可能出現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確定了參數，但上層建築並不能機械地直接從基礎來解釋。布萊克利奇指出，蔡爾德關於“意識形態上層建築與生產關係之間的調整決非自動的”的說法，以及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可能相信在社會矛盾需要克服的時候革命是“受期許的或根本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恩格斯相信革命必然會到來的說法，就是直接針對史達林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的。在蔡爾德看來，社會生產關係可能會作用於生產力並“無限地”阻礙社會進步；蔡爾德還認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都不是必然會出現的。蔡爾德另一個與史達林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相對立的歷史解釋是運用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來解釋在各種歷史關頭都存在的暴力阻滯現象，而史達林自1931年之後就禁止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也否認暴力阻滯現象的存在。 布萊克利奇接著考察了從古代到封建主義過渡的問題。傑夫裡?克羅伊克斯（Geoffrey De Ste.Croix）1981年出版的《古代希臘世界的階級鬥爭》被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著作之一。克羅伊克斯根據兩個反常的經驗證據來精練馬克思主義的奴隸生產方式概念：一個證據是自由勞動在古代農業中被廣泛使用，另一個證據是非奴隸的非自由勞動方式在古代的廣泛使用。他認為，馬克思所謂的“生產方式”不應該主要按照“生產勞動的主體如何，而應該按照“佔有財產的階級如何控制生產條件、榨取剩餘從而使他們的有閑生活成為可能”來描述。這樣，儘管在古代雅典廣大自由農民生產了農業產品的絕大部分，但仍然可以把古代雅典算作是奴隸經濟，因為雅典貴族是從奴隸或更一般地說是從非自由勞動那裡獲取得促進其社會和歷史再生產的絕大部分剩餘。另一方面，克羅伊克斯認為把雅典和羅馬國家歸為“奴隸經濟”不是根據統治階級消費的絕大部分剩餘是由狹義上的奴隸生產的，而是根據非自由勞動是統治階級剝削剩餘的主導勞動形式這個意義上來講的。而克羅伊克斯所定義的非自由勞動除嚴格意義上的奴隸外，還包括債務奴隸以及農奴。於是克羅伊克斯巧妙地說，儘管“把希臘（和羅馬）世界稱作奴隸經濟從技術上說是不正確的，但“如果有人想那麼表述”，那麼他不會表示強烈反對。立論的關鍵就在於馬克思在《大綱》[9]中說過“強制勞動是古代世界的基礎”。克羅伊克斯指出，說奴隸制是古代“非自由勞動”的主導形式，這不是在數量意義上說的，而是在奴隸制是整個古代希臘羅馬“非自由勞動的原型形式”這個意義上說的。即使在大約西元300之後農奴制已經成為整個羅馬世界數量上占主導形式的非自由勞動的情況下，羅馬人仍然沒有介於自由人與奴隸之間的過渡性概念，這說明奴隸制觀念在各階級的心理中仍然無處不在。 克羅伊克斯對古代世界是奴隸經濟所做的新穎辯護引起了很大爭議。加拿大馬克思主義女學者E.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10]儘管承認希臘是“奴隸社會”，但卻批評克羅伊克斯關於希臘農業生產是由奴隸進行的這一論點的經驗基礎，認為克羅伊克斯並沒有為自己的論點提供什麼強有力的證據，克羅伊克斯所依據的不過是一些文學作品。伍德還指出，奴隸生產方式的概念是根植於“遊手好閒的一幫人（idle mob）集體剝削廣大奴隸”的神話。但伍德對克羅伊克斯的批評受到了另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挑戰。在經驗層次上，卡利尼克斯指出：伍德儘管訴諸古代史專家芬利研究成果的權威性，但芬利的觀點卻是與克羅伊克斯相容的；在概念層次上，安德森指出：伍德關於古代雅典大多數奴隸從事的是家內工作的觀點“無法解釋”如果奴隸不同時做農業勞動，龐大的非生產性場合該如何維持下去這樣一個問題。布萊克利奇指出，克羅伊克斯反對把後期羅馬帝國描繪成“封建”，這一點得到了普遍承認，但他基於非自由勞動的廣泛使用以及奴隸制是非自由勞動的原型形態這兩點而主張把後期羅馬帝國理解為“奴隸經濟”，已被證明是極具爭議性的觀點。比如伯明罕大學早期中世紀史教授克裡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就提出，需要對後期羅馬生產方式做有別于奴隸生產方式的更為細微的分析。威克姆同意克羅伊克斯所引用的證據，即封建主義是從奴隸和佃農融合為新農奴階級中演變而來的，但卻反對用“奴隸經濟”的概念來描述這種過渡形態。威克姆回歸到馬克思古代生產方式的概念，即城市首先控制然後通過稅收剝削周邊的鄉村。威克姆指出，在羅馬帝國後期儘管封建主義因素和奴隸制因素並存，但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卻是向更早的古代生產方式的返祖。這種晚期羅馬的生產方式是阿明在《不平等發展》中所描述的“朝貢方式”的變體。 阿明所謂的朝貢制度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中關於“封建主義”的討論有關。安德森在《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中批評了那種把封建主義定義為“地主主義” 的做法，認為這樣“西歐發展的獨特性就消失不見了”。安德森按照他相信是馬克思《大綱》中的方法來理解歐洲的獨特特徵：除非通過其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否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可能被定義，因為這些上層建築決定了使這些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具體化的超經濟強制的類型。這樣安德森在分析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就傾向於把各種生產方式化簡成各種特殊的社會形態。這就意味著，有多少非歐洲國家就有多少非歐洲生產方式。由於安德森沒有討論這些非歐洲國家的社會動力問題，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這些國家的生產方式能夠獨立地走向資本主義嗎？另一方面，安德森關於歐洲封建主義獨特性的討論也受到了質疑，關於為何惟獨歐洲走向資本主義的問題安德森並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阿明在《不平等發展》中試圖澄清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以解釋馬克思稱之為“亞細亞”的國家何以處於靜態而資本主義為何在歐洲出現。阿明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稱作“朝貢方式”，它有5個基本特徵：一是亞細亞國家是真正的“中央”，因為其人口相對于周邊文明來說數量龐大；二是隨著國家權威的日益增強，農村共同體迅速衰弱乃至消失；三是這些社會形態的國家統治階級並不特別專制；四是朝貢（以稅收形式）是這些國家內部佔有剩餘的主導形式；五是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可以與區間非常大的生產力發展水準相適應，這使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只有在資本主義方式從外面引入的情況下才會變得突出，因此充分發展的“朝貢方式”存在的歷史時間就特別長久。而在阿明看來，封建主義是“朝貢方式”的不完整形式，其中央國家虛弱而地方領主階級相對強大，結果統治階級的主要剩餘來源不是靠國家徵稅，而是作為地主的地租取得的。 威克姆不同意“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靜態而封建主義是動態的說法，但贊同阿明的“朝貢方式”模型（以國家通過稅收征取剩餘為特徵），並指出：在大多數傳統國家社會中，“朝貢方式”都伴隨並主導著以地租為基礎的封建方式。不論是“朝貢方式”還是封建方式，由於剩餘都是從農民那裡抽取的，因此這兩種對農民的剝削方式在農民的生存感覺上基本是一樣的。哈利爾•伯克泰（Halil Berktay）認為威克姆區分 “朝貢方式”與封建方式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並指出威克姆實際上是像安德森一樣是按照不同的上層建築特別是國家形式來區別不同的生產方式的。而在伯克泰看來，威克姆像安德森一樣都是為了解釋資本主義為何獨特地在歐洲封建主義中產生而做理論分析的。伯克泰則認為，沒有必要把歐洲獨特的歷史軌跡歸結為其獨特的生產方式，而應該由其相對於非歐洲國家更弱的國家形式來解釋；而普遍的封建方式足以產生多線的歷史樣式。約翰•霍爾頓（John Haldon）的論述更為複雜。他認為，如果按照伯克泰和克羅伊克斯的做法把生產方式規定為統治階級從直接生產者那裡抽取剩餘的主導機制，那麼封建方式和“朝貢方式”不過是同一種生產方式的不同變體。在霍爾頓看來，“生產方式”是“理想型”的概念，因此生產方式不發展，發生改變的是社會形態。[11]而封建主義生產方式是與新石器革命之後的生產力水準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是階級社會最基本和普遍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布萊克利奇指出，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拒絕生產力首要性的概念，而代之以生產關係對歷史解釋首要性的觀點。海因茲和赫斯特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而布倫納對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過渡的分析及隨後引發的“布倫納辯論”，則是另一個代表。關於海因茲和赫斯特特別是布倫納的生產關係首要性觀點，可參見魯克儉《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熱點問題》第七章第一、二節，這裡就不再贅述。 關於歷史主體與結構的問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中另一個熱點問題，布萊克利奇也列專章進行討論。布萊克利奇指出，儘管馬克思在《霧月十八》的開頭那句名言已經為他的歷史理論提供了解決歷史主體與結構合題問題的正式答案，但這並沒有為馬克思主義者提供關於歷史主體與結構在具體歷史環節到底起多大作用的明確指導。二戰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歷史主體與結構的辯論傾向於走向極端：要麼把結構還原為歷史主體，要麼把歷史主體還原為結構。薩特是這場辯論的最早參加者之一，薩特把自由個體置於他所重建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位置。到60年代，巴黎的學術潮流從存在主義轉向結構主義，阿爾都塞反對薩特強調人作為歷史主體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並試圖代之以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形式，這樣歷史就被理解為沒有主體的過程。與此並行，類似的學術潮流轉向也在英國發生。二戰之後，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內中出現了伴隨“自下而上的歷史學”研究的馬克思主義自由意志論思潮。湯普森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最明顯地體現了他把人這一歷史主體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核心地位的學術立場。而以安德森為代表的更年輕一代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則歡迎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出於對阿爾都塞對英國左翼尤其是英語世界歷史編纂學影響的憤怒，湯普森於1978年出版了《理論的貧困》，而安德森1980年出版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爭論》則是對湯普森的回應。在該書中，安德森試圖綜合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湯普森的唯意志論，因為此時安德森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已經從較早時期和阿爾都塞主義的調情轉到受科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對歷史唯物主義更正統解釋極大影響的立場上去了。在安德森看來，馬克思主義面臨的問題在於如何綜合唯意志論的元素與結構的因素以便形成更可行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但在布萊克利奇看來，安德森的努力並沒有成功。 布萊克利奇進一步考察了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試圖結合結構與歷史主體的嘗試。麥金太爾早期（五、六十年代）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並捲入了與湯普森的爭論。在麥金太爾看來，馬克思在使用“基礎/上層建築”比喻時所指的既非機械關係，也非因果關係，而是在用黑格爾的概念來表示社會的經濟基礎為上層建築的產生提供框架的過程，表示經濟基礎提供了人類核心關係的過程；人們在創造基礎的同時，也就創造了上層建築，這不是兩個活動而是一個活動；史達林主義的歷史進步模型即政治發展會自動地緊隨經濟原因是一種目的論，它與馬克思的模型有天壤之別，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實現社會主義過渡的根本特徵不是經濟基礎發生了改變，而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革命性改變。麥金太爾還批評了波普的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個體與階級，與歷史，與社會是不能分離的，但麥金太爾也不同意方法論整體主義。卡利尼克斯在《創造歷史》（1987年）一書中也致力於勾畫一個既避免普列漢諾夫宿命論又不屈從於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模型。在卡利尼克斯看來，人這一歷史主體確實並非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中創造歷史的，但這些條件卻能幫助或阻礙歷史主體實現其目標的努力。這樣，生產力發展水準就為某種可能性設定了參數。賴特（Wright）等人在《重建馬克思主義》一書中批評了科亨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包括“發展命題”），並為他們所謂的“弱限制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護”。賴特等人指出，儘管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是進化理論，但卻是完全不同的歷史理論，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拉馬克主義意義上的發展理論；從長期的歷史來看，存在著生產力發展的“弱衝動”（競爭的結果）而非科亨所謂的“強衝動”（超歷史“人性”的產物）。卡利尼克斯很欣賞賴特等人的這種生產力發展“弱衝動”觀點，他進一步在巴斯卡（Bhaskar）關於結構的觀點基礎上，試圖結合結構與歷史主體而避免把其中一個歸為另一個。巴斯卡把結構定義為“既是當下的條件（物質原因），又是人這一歷史主體不斷再生產的結果”。於是卡利尼克斯認為，結構不能像賴特等人那樣被還原為個體主體，即使它是由主體再生產出來的；儘管歷史的主體總是個體（因為個體可以進出不同的結構位置，如經理的位置），但這些位置最好被理解為“空的空間”，其性質決定了這些位置上的人的作用。 布萊克利奇得出結論說，不論是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還是薩特的個人主義，這兩個極端都未能為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一個可辯護的重新解釋。湯普森儘管擊中了結構史學圖式論的要害，但他提出的替代方法卻最終不能令人信服。而由安德森和早期麥金太爾所做的綜合結構與歷史主體的嘗試以及卡利尼克斯對這種嘗試的進一步發展，是迄今為止對歷史唯物主義最強有力的重新解釋。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湯普森、阿爾都塞和薩特的理論都給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提供了許多靈感。 小結 佩里和布萊克利奇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思想史梳理有一個共同結論，即史達林哲學教科書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的根子在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儘管布萊克利奇對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也有所肯定）。另一方面，由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思想家對歷史唯物主義所做的有別於（甚至直接針對和批評）史達林教科書的解釋大都是基於史學實踐（即親身進行歷史學研究），而且他們多數還是職業歷史學家，因此他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穎解釋就不僅僅是哲學的思辨，而是建立在堅實的實證材料基礎之上，因此特別值得我們從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哲學工作者高度重視。 注釋： [1] Steve Rigby, Marxism and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2nd e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Matt Perry, Marxism and Hist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3] Paul Blackledge, Reflection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參見Reflection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第三章。 [5] 這裡面不包括分析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科亨，科亨1978年出版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實際上是對考茨基《唯物史觀》一書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的理論精緻化。不過科亨現在的立場也已經有所後退，可參見《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2000年第二版。 [6] 關於裡格比圍繞“生產力決定論”所做的理論考察，可參見魯克儉著：《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七章第四節。 [7] 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New Press, 1998. [8] Alex Callinicos, 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即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10] Ellen Meiksins Wood,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Verso, 1988. [11] 在霍爾頓之前，阿爾都塞就已經區分了“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這種區分還被一些學者如安德森看作是阿爾都塞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大貢獻。 （來源：《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7期）（作者：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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