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邊綠勞工與社區經濟: 讀書筆記：失業者運動 [崔老頭 ] | |||
|
|||
| 讀書筆記：失業者運動 [崔老頭 ] 一、前言 有同事說，有些團體想做金融海嘯下失業工人調查，問我們團體是否參與？大家開會討論後，覺得最好能結合到組織工作，但組織失業工人一點都不容易。在香港，政府一向託辭就業是供求問題，非到危機時刻不介入，肯做的只在提供就業培訓，也拒絕設立失業救濟金。現在，即使經濟危機，政府的政策仍然是救企業而不是救工人。 社會服務方面，一些機構會提供就業培訓及個人輔導，甚少涉及權益爭取。一些機構也會成立社會企業或合作社協助工人就業，但同樣鮮有涉及權益。社會服務機構一般如果不是將就業/失業問題視為個人不幸，就是將社會問題化作個人的解決。只有少數民間團體推動的合作社運動，將就業與社會抗爭結合，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是一例。 工會儘管一直關注就業問題，但很少組織失業工人；即使有，亦多屬短期，如在經濟不景或罷工裁員後。理由一來因為工會資源不足，二來因為工人易轉行，一俟找到工作(無論是否本行)，就離開工會。工會組織自己會員也來不及，自然無暇顧及失業工人。值得一提是七十年代以前，工會並非如此，一些工會有訪貧問苦活動，去社區組織工人(包括失業工人)，但近年已少見。 工會既然不能兼顧，失業工人的組織便落在民間團體身上。近年，貧窮議題日受重視，一些關注貧窮或由窮人組成的團體日趨活躍，如關綜援、社區組織協會。但需要區分組織失業工人，與組織領綜援人士的分別；前者不一定可領取綜援(因社署條件及態度苛刻)，而一些失業工人，即使夠資格也不一定願意申請，他們最期望是找到工作。領綜援人士則基於環境(如照顧家人、個人傷病、新來港)，或失業多年，不一定以工作作為個人及團體當下目標，反是關心生活能否得到政府保障及提高。 我們的團體又怎樣呢？雖有關注工人就業，也關注綜援、退保等社會政策，也辦再培訓課程，在勞工及社區個案中，也有不少是失業工人；但沒有組織失業工人，也好像沒有討論過。這與人手不足也有關。現在，大家決定籌備組織失業工人的討論，我也開始看資料，以下為大家介紹。 二、弱勢勞工與「新自由主義」 國內期刊《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5期，刊載了〈國外弱勢勞工群體問題研究—錢大東研究員訪談〉一文，談到全球化下「弱勢勞工」的情況。被訪者錢大東將「弱勢勞工」分為三大類型：一是童工及女工；二是「非規範就業工人」(如兼職、家庭工、臨時工、外判工)，及移民工、失業工人；三是「非正規經濟部門」的邊緣勞工。 錢大東指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義」肆虐以來，西方的「非規範就業工人」大量增加。儘管「非規範就業」有利創造更多工作崗位，有助恊調就業與家庭責任，受部分工人歡迎；但這些崗位工資低(一般少正規工人一半)、就業無保障(不受社會保險、勞法權益保護)。故自九十年代以來，國際勞工組織便陸續制訂出兼職工、外判工、家庭工、移民工的國際勞工公約。 「非正規經濟部門的邊緣勞工」指在官方統計及管理以外的勞工，他們處境較「非規範就業工人」更惡劣、更難組織。據1999年的統計，「非正規經濟部門的邊緣勞工」佔全體就業工人百分比，歐洲是11.1%、亞太32.8%、拉美36.2%、非洲57.2%。 錢大東指，大部分工會過去不重視上述兩類工人，認為他們以廉價工資搶走正規工人飯碗，對他們採取排斥態度。近年，已越來越多工會明白彼此同坐一船，應團結、不應再被僱主分化。 補充：有關「非正式化就業」(包含「非規範就業工人」、「非正規經濟部門的邊緣勞工」，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關係，蔡利格與塞魯蒂提供了例子。戰後，非洲各國推行工業化，鼓勵以本國生產取代入口貨，故製造業工人人數上升。其後「國際貨幣基金會」迫令各國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推行私營化、關閉無利可圖的國有企業、減低關稅好讓外國貨進口、削減勞工福利及監管)，正式工人便不斷下降；而低薪、不穩定、無保障的「非正式化就業」則大量增加(見二人合寫的〈貧民區、反抗與非洲工人階級〉，原載於英國《國際社會主義》2008年春季號，中文版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6期)。 三、抗爭個案：阿根廷失業工人運動 彼德拉斯(James Petras)在〈阿根廷失業工人運動〉 ( “The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in Argentina”) (載於美國Monthly Review 2002年53卷8期) 一文，介紹了阿根廷失業工人的抗爭。近幾年南美洲失業工人、土著、無地者運動風起雲湧，其中，阿根廷失業工人運動引發了不少討論。彼德拉斯是退休教授、反全球化運動的活躍分子，積極參與了巴西無地者運動及阿根廷失業工人運動。文中，他將南美的「新社會運動」劃分為三個階段。(註：「新社會運動」是一個學術概念，以區分不同型態的社會運動，其它型態包括「傳統工人運動」及「資源動員論」。) 彼德拉斯說，南美「新社會運動」始於70年代，由人權、生態、女性及族群運動帶領，推動者是「非政府組織」(NGO)，領袖多為中下層的中產專業人士。到80年代，新一輪社會運動湧現，主角是工人及農民，他們採取「直接行動」 (即以低暴力或非暴力的衝突形式爭取權益，其中最著名是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一群印地安土著以少量武裝起義，及以互聯網串連全球聲援，最後成功爭取自治)，並高調反對「新自由主義」及帝國主義。 近年，新類型社運又告出現，今次主角是城市窮人。為何彼德拉斯把它界定為「新社會運動」的第三階段？它與第二階段的工人運動有何分別呢？原來，傳統左翼歷來均將希望放在就業工人身上，理由是他們集中、團結，在現代化生產中扮演關鍵角色，可透過罷工迫使資本家讓步；但這些失業者均沒有。失業者被原子化、邊緣化…甚至作為後備勞動力，威脅到工人的工資及議價能力。工會即使關注失業問題、搞行動，多是擺姿態。失業工人成為工會運動的附庸。 彼德拉斯以阿根廷失業工人運動為例，証明失業者並非軟弱無力。他們透過全國失業工人組織的網絡，多次發起全國封路運動，迫使獨裁政府讓步(最後並在選舉中落臺)。彼德拉斯說，有職業的工人的力量在罷工，失業工人的力量則在封路。在封路中，不特工廠停頓，所有城市經濟活動也要停頓。阿根廷的失業工人組織在貧民區有強大力量，經常發動抗爭，要求地區政府在區內創造就業、改變基本設施、設立救濟。每次行動，社區大部分人都參加，尤其是婦女及青年。一些強大的失業工人組織甚至爭取到政府撥款，交由失業工人組織管理，改善社區。 阿根廷的失業工人運動吸引人之處，除了是它的力量，更在它的形態。儘管他們串連起全國運動，但基本上以社區為定位。失業工人運動批評官方官僚主義，同時也防止自己變得官僚化，所以不會派固定代表與官方談判，以免被收買；他們做決策時，也是在區內集體決定，以免領袖將就業機會及救濟品分配給自己人。 失業工人組織也結連其它進步力量，如工會及學生組織，因此也會提出一定整體訴求，如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反對政府的財政預算案；要求改革審訊程序，釋放政治犯等。不過，失業工人組織非常意覺與其它力量保持距離(包括學生、工會、政黨、人權組織)，以維護自己的獨立性。 四．政策要求：基本收入保障 面對失業問題，除組織失業工人外，有那些政策提出呢？許多人會提失業救濟金，但外國的失業救濟金設有年限，那些長期失業的人又怎樣呢？有提出改善綜援，但綜援要審查，條件苛刻，領取者要承受負面標韱效應。有沒有更好別考慮呢？ 派瑞斯在〈基本收入：21世紀一個樸素而偉大的思想〉(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6期)介紹了「基本收入」這個構想。「基本收入」指社會向所有成員發出收入，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單位，無需審查經濟狀況，富人及窮人均可領取，也不要求領取者工作。作者說，這個構想在歐洲正引起關注。 以下我只引述文中幾個與本文相關的觀點。第一，富人及窮人均可領取，是否不公道呢？不會的，因稅收會提高，富人會多納稅，不會做成富者越富。第二，會否養懶人？不會的，在現行綜援制度下，有工作收入會被扣綜援，反阻礙了綜援人士尋覓工作的決心(尤其工資太低的時候)；在「基本收入」下，工作收入與「基本收入」不會抵銷扣除，鼓勵領取者繼續就業。第三，為何不要求領取者工作？在社會中，有許多工作是不合理的(有的環境差，不安全；有些人工低，工時極長；有些工作並不適合某些人…) ，在現行「工作福利」(workfare)制度下(香港稱「欣曉計劃」)，領綜援人士並無選擇，必須參加包括毫無意義、亳無尊嚴的工作。因此，不要求工作的「基本收入」可讓弱勢社群有選擇權及議價能力，也迫使顧主必須改善不合理的工作環境。最後，「基本收入」也讓社會上大部分人可選擇自己認為有意義(即使人工不高甚至無酬)的工作，如家庭主婦照顧家人、學生進修、工人罷工、教育及志願服務工作。也有一些人建議，若領取「基本收入」必須工作的話，可將工作的定義擴大為包括服務社會的志願勞動。 五、失業者運動的限制 本文藉著介紹阿根廷失業工人運動，指出失業工人也可成為一場運動；在此，需補充多一點，就是失業工人運動也存在狹隘的地區主派、山頭主義，容易為短暫利益及不同的政治力量所收編(也許可稱為一種「民粹主義」，有機會我也想討論香港的民粹主義。)。彼德拉斯便指出，中產階級(尤指那些激進、有同情心的中產階級)易對弱勢社群投射過分樂觀的幻想。中產階級的「新社會運動」只重視文化及身分認同，忽略社會經濟分析，容易將基層的失業與互助，表述為一種可取代資本主義的另類生活模式(其實是中產階級自己的幻想)，令基層啼笑皆非。(這裡筆者並不否定這種對另類生活模式的想像，只是指出它與基層的鴻溝。) 一些激進學者對工人運動失望後，轉將期望放在邊緣工人及弱勢社群身上。像《帝國》(Empire)一書作者哈特(Michael Hardt)及奈格里(Antonio Negri)，將這些群體稱為「眾生」(multitude)，指不群不黨的「眾生」充滿革命熱情，成為推倒資本主義的唯一希望。(《帝國》曾奇怪地被捧為20世紀的《共產主義宣言》)。 對哈特與奈格里的觀點，戴維斯(Mike Davis，《貧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的作者)有這樣回答。首先他肯定貧民的反抗及重要性。他說，美國政客對全球貧窮視而不見，令美國國防部惴惴不安，後者痛苦地意識到，用導彈摧毀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高樓大廈容易，控制巴格達的貧民區則毫無辦法。第三世界貧民窟不斷漫延，會削弱美國的全球軍事力量。國防部並不認同布殊總統「邪惡軸心」的說法，反而認為美國真正的敵人，是在貧民窟迷宮中穿插、隨意形成的不法分子、激進小組、部落軍閥。(這些足夠令哈特與奈格里歡呼。) 戴維斯指，貧民窟是70年代後漫延，是第三世界被迫債務重組及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大量人口從農村移入城市，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的投資卻大幅下降...對於哈特與奈格里認為「眾生」可取代工人階級位置，戴維斯表示懷疑：「(貧民)可以阻撓、關閉、圍困正規中產階級的經濟。創造性的動員、游擊戰式地對城市各種服務和供應系統的破壞可以補償他們在生產體系中損失的權力。但非正規經濟常使窮人陷入達爾文主義式的競爭，從而導致貧民的分化和貧民窟被老板、黑社會老大和部族領袖所控制」。(原載美國《社會主義工人報》2006年5月12號，中文見〈世界性的城市貧民窟現象與非正規無產階級—邁克．戴維斯談他的新著《貧民窟的星球》〉，載《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9期。) 戴維斯舉印度孟買作例子。70-80年代前，孟買紡織業鼎盛，工會運動及左翼亦盛極一時。紡織業衰落後，原先團結在統一的工會旗幟下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馬垃塔人和泰米爾人開始互相敵對，貧民窟被狂熱的馬垃塔人和印度教温婆神軍控制，引起連串仇殺。戴維斯提醒我們，非正規工人內部有許多離心力，如何團結是必須處理的問題。工會運動過去二百年正是努力去克服工人的分歧，建立團結。 |
|
Article Rated: 0.00 (0 votes) Rate this Article |
| Return to Category | Return To Main Index |
這些評論各由發表者自負責任. 對於他們的發言內容, 本站不提供任何擔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