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類教育: 教師搞社運 [拓雲手札](轉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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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搞社運[拓雲手札] (轉載自臺灣〈拓雲手札：Notes OnCritical Pedagogy沈阿昌的批判教育習作簿 http://blog.yam.com/BlogIndex.php?BLOG_ID=sommerduck&CATEGORY_ID=728566) November30,2006) 教師，只是各以不同的方式將學生引入世界；重點在於，改變世界！ 如果社會運動追求的是一種平等正義的理想，尋求一種更有尊嚴的生活方式，企盼一種人性得以自由發展的可能未來，社會運動便是一種結合愛、理想、與熱情的社會改造事業。有趣的是，「愛、理想、與熱情」，不正就是一位好老師所應具備的人格特質嗎..... 第八節下課後，一位學生湊到我旁邊。於是，一段對話就展開了。 「老師，我老實跟你說喔，其實剛開學的時候，我不是那麼信任你……」 「喔！什麼意思啊？」 「我那時候想說，一個搞社運的傢伙來教我們地理，怎麼可能教得好！？」 「哈哈哈哈……」實在是太有意思的坦白了。一方面很高興，她願意告訴我剛開始對我的不信任，表示現在，願意信任我、接受我作為她的老師了；另一方面則納悶，我應該行事低調了吧，怎麼還是漏了餡，竟給了他們那種「搞社運的傢伙」的感覺呢？ 「什麼意思啊？」很好奇地繼續問下去。 「就是，我們高一時候的地理老師，是那種很厲害的地理老師，她真的把地理教得很好……可是你上課的風格，跟她實在差異太大…」 呵呵，所以這位同學願意信任我、對我坦白，表示，我猜想，經過了超過半個學期的相處，慢慢地，也許我勉強也可以被她歸類為是那種，也「有點厲害」的老師吧。哈。 ※※※※※ 就先不論我是怎麼被認定為「搞社運的傢伙」好了。這裡反映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搞社運」跟「教師」這兩個身份之間，為何會被視為格格不入？或者，用學生的話直接來講，搞社運的怎麼可能當一個好老師？ 主要的原因，當然會跟社會普遍對於「社運人士」的刻板印象有關，而這種刻板印象，很大一部份受到了媒體生態的制約（其他部分，則跟威權時代國民黨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十分成功地摧毀了台灣左翼的、各種反對勢力的土壤有關）。會搞社運的，多是那種激進的、不滿的、愛批判的、跟暴力亂源有關的那種傢伙，往往可以跟「盲目的群眾」或者是「暴民」的形象連結在一起。再怎麼樣，「搞社運」，的確，很難跟那種傳道授業解惑、充滿崇高道德形象的「老師」身份連結在一起。 但是，如果社會運動追求的是一種平等正義的理想，尋求一種更有尊嚴的生活方式，企盼一種人性得以自由發展的可能未來，社會運動便是一種結合愛、理想、與熱情的社會改造事業。有趣的是，「愛、理想、與熱情」，不正就是一位好老師所應具備的人格特質嗎？這是關於教師形象的第一個悖論。悖論二：教育事業，不也常常被認為是社會改造過程中，最基礎、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嗎？只是何以，教師的形象，跟搞社運的形象，會被認為其間有巨大的落差？ 其實，相關的例子並不缺乏。關心環境運動的人可能都知道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的李根政老師；關心教改運動的人，可能會知道，努力於教育界發展左翼階級論述的台北市教師會羅德水老師；關心婦女運動、或者會看蘋果日報的人，也許會認識早年以「離婚教主」行走江湖、近年則被媒體改封「情色教母」的施媽，晚情婦女協會創辦人，施寄青老師（一定要附帶說的是，施媽也是我中學時代批判意識、性別意識的啟蒙者）。回到90年代，投身無殼蝸牛運動、都市社會運動的李幸長同樣曾具有老師的身份。 如果我們願意再往前看，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戰前與戰後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的歷史軌跡中，教師、或者師範院校生，並沒有在理想主義的道路上缺席（儘管行走這條道路，其代價是以火熱的鮮血染紅了台灣史）。 在寫實主義文學的路徑上：1970年代，投身鄉土文學論戰，後因高雄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的中學老師王拓；著有《黑面慶仔》（其中＜散戲＞教育部曾選入高中課本）的洪醒夫，小學老師；以《莎喲娜啦‧再見》等小說批判反思台灣受美日殖民影響的下常民生活的作家黃春明，畢業於屏東師範學院。更早一些，寫作年代跨越戰前與戰後兩個時代的《原鄉人》作者，鍾理和，曾任教於屏東內埔初中；民族意識濃厚的《亞細亞的孤兒》，作者吳濁流，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這些寫實主義文學作家，無一個沒有深厚的社會意識，濃濃的土地關懷。 在政治社會運動上，1950年代，因參加「鹿窟武裝基地事件」而於野外喪生的呂赫若，日據時期於台中師院畢業，光復後曾擔任北一女中音樂老師；白色恐怖受難者，政治犯藝術家陳孟和，師大美術系畢業；高一生，鄒族勇士，倡議高山族自治，畢業於台南師院；1951年因查獲擁有左翼刊物被捕，於綠島新生訓導處編著台灣最暢銷的文法書籍，《新英文法》作者柯旗化，高雄女中教師；1949年，「基隆中學案」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李旺輝、徐邁東，都是任職基隆中學校長與教師……「祖國，祖國呀！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換上武器和血紅，來表現！」 日據時代，這樣的名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左傾之後的台灣文化協會機關刊物《台灣大眾時報》的主編，蘇新，曾就讀於台南師範學校；同樣為台灣共產黨領導人林木順，曾就讀於台北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獻身於左翼農民組合運動的簡吉，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公學校教師，其間發覺許多佃農子弟由於家中遭製糖會社過度壓榨而生活困難紛紛退學，激起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決心……「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像這樣的故事，還可以繼續、繼續地說下去。 循著這一條線索，我們不難認知到，從日據時代到戰後，教師與師範學生，在台灣社會改造運動的路徑上，從沒缺席過。就比例言之，日據時期台灣反日運動的主要機構，「台灣文化協會」，其成員主要除了醫學院學生外，就屬師範院校學生最多了；而1949年，國民黨因壓制左翼學生運動而發動的「四六事件」，大規模逮捕學生的地點就在今天的台灣師範大學，更為台灣師大留下了曾作為「抵抗地景」的珍貴歷史資產。 這些前輩，不管是以學校教育做為組織的基地，不管是把學生受壓迫的情境連結上更廣泛的結構壓迫，還是跨出校門、獻身於政治社會的改造運動，「愛、理想、與熱情」，以及堅信一個美好未來的可欲求性，都是推動著他們繼續走下去的力量。同時，對他們而言，教育事業與社會改造事業，也絕對是互不衝突，並且是相互關連、相互支持的。 所以，「搞社運的怎麼可能當一個好老師？」歷史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回答，並且提醒著我們：這種搞運動的老師，他/她不過是在恢復一個，長期以來被忽略、但從實際上從不曾斷絕的，教育事業的傳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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