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邊綠勞工與社區經濟: 社會資本與邊緣勞工 [李劍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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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資本與邊緣勞工\r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r 李劍明 社會資本這一概念越來越受學者及各國政府所重視。當物質的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源被認為經濟持續發展的條件時，決策者進一步發現這還不足夠，持續經濟發展是需要一成熟的社會基建。這社會基建就是指一個地方所存藏的社會資本，當中包括社會制度、規範和人際關係等。社會基建不單影響經濟關係的質素，而且決定一社會的凝聚力，從而使經濟活動可以在一有利社會及政治環境下持續發展。 從個人或微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是指個人透過與他人的社會聯繫而獲得的經濟資源、資訊或機會。從社會、團體組織或宏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指一個社會或組織透過組織之間或社會中的規範、網絡與信任來促進集體行動去實現共同利益。政治學學者畢南(Putnam)認為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可以從他/她的所擁有的社群網路來描述和量度。社群可能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個俱樂部、或者只是在某一個懋|上認識的人。故此社會資本是指借助於所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把握的資源，財富或資訊或機會。一個人的社會資本愈多，能動員的資源就愈多，在生活和工作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更強。 社會學學者高文(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通常以三種不同形式來出現：「責任與期望」、「資訊管道」及「社會規範」。「責任與期望」及「社會規範」則為獎賞或制裁個人行為提供準則，而「資訊管道」是指利用社會關係取得資訊。責任與期望涉及生產一種利他式的互惠規範：「如果A替B做了某事，並非一定需要B有一天會回報，因為B未必有A所要的資源或資訊。但A卻預期其他人如C，會在A有需要時給予幫助。當C有困難時，B亦會不預期有回報下幫忙C，因為A也是這樣幫助他/她。換句話說，A的幫助使B覺得幫助C是一種義務」。這種互惠規範不單促進相互合作的可能性，亦大大減低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 社會資本的另一項形式是作為資訊管道的社會關係。尤其是在新經濟下，資訊對於經濟行動是很重要的，但是取得資訊通常是很昂貴的。從社會關係所取得的資訊通常是為了維繫社會關係之外的目的而存在的。這種資訊弁鉞L關義務或信任，只是純粹提供資訊促進社會行動的發生。換句話說，人們維繫社會關係除了希望在當中得到感情、信任和責任與期望等非物質結果外，獲取資訊也是重要的。 社會規範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破壞性的絕對利己行為。絕對利己行為不單防礙人際關係的建立，有效的資訊交流，更加會使經濟交易不能發生。當有效的規範存在，會形成一種有力的社會資本，會促使個人放棄自身利益、從事符合團體或社會利益的事。規範有可能內化，也可能受外部獎懲所支持。總的來說，有效的規範使人們的社會和經濟行為有跡可循，減低行為不定性的成本，組成了有力的社會資本。 其實香港在工業化過程中，除了倚賴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外，社會資本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香港的中小企業往往透過建立企業與企業間的社會關係，營造信任的基礎，促進相互合作的機會和經濟的資訊交流。這些社會資本不單大大減低生意上的交易成本，也使中小企業能靈活迅速地回應市場的變化，從而提高生產力。當然社會資本並不是單單在香港的中小企業發揮作用，香港不少大資本家亦往往透過建立不同的社會關係去幫助自己們企業集團的發展。至於在社會低下層的邊緣勞工，在缺乏物質及人力資本的情況下，社會資本成為他/她唯一可倚賴的東西。透過建立人際關係網絡，工人可以從其他網絡成員獲取資訊(如介紹工作、交換勞動市場的訊息) 和資源（如借貸和義務勞動力等）去彌補物質及人力資本的不足。 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及其對貧窮問題的相關係可以從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的關注可見一斑。像世界銀行在其官方網址中，把社會資本的討論放在貧窮討論(Poverty Net)之下[1]。在其最新的「世界發展報告」中[2]也提出了不少以發展社會資本來解決貧窮問題的建議。故此在理解和解決香港邊緣勞工所面對的失業和貧窮問題時，我們有需要加入社會資本的角度。 在香港工業化階段時，百業興盛，尤其是製造業、服務業和非正規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中的工人透過建立行業性的人際網絡，創造自身的社會資本，從而增加額外的經濟利益。這些行業性網絡通常於工作間或工作的地區所建立的。而在非正規經濟部門，市場集結地（marketplace）成為網絡建立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的網絡協助成員有效及靈活地集結資訊和資源去創造經營和生存空間。這種種條件使非正規經濟部門往往成為低下層的生活最後防線。 可是隨着香港步入後工業和新經濟時期，邊緣勞工的社會資本正在減少，甚至消失。首先，香港經濟轉型和工業北移使製造業勞工以行業為主的同質網絡不斷弱化或瓦解。一眾製造業工人都面對同樣失業和開工不足的處境，在「塘水滾塘魚」的情况下，他/她所能交換的經濟資訊和資源根本解決不了去工業化所造成的問題。其次，低技術的服務業經過金融風暴的蹂躪後，當中同樣以行業為主去建立社會資本的工人，也面對一樣的「塘水滾塘魚」効應。 在以前工人往往能透過在參與非正規經濟活動，做不同類型的散工或小販等作為失業時的緩衝。透過現存的或在非正規經濟活動中建立的社會資本，在缺乏政府支援下仍能勉強生活。可惜是這些空間不斷受到政府和大型企業的打壓變得越來越小。在政府「決心」整頓市容，重建舊區去體現全球大都會的發展，摧毀了地域性的社會網絡。加上超級市場、連鎖店等大型零售企業一步步侵蝕非正規經濟，低下層的生活變得毫無保障。 在眾多邊緣勞工中，新移民婦女所面對的問題最為嚴峻。若果社交活動是生產社會資本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對新移民的負面社會定型阻礙被她們透過正常的社交活動去建社會網絡，從而失去創造社會資本的機會。加上她們大多沒有有資源的親屬網絡，甚至沒有親戚，故此在社會資本的問題上，根本沒有網絡支援。所以除了在經濟上協助她們外，幫她們參與社交活動以建立網絡資本也是急不容緩。 在解決邊緣勞工的貧窮問題上，港府不斷從人力資本方面着手，強調再培訓。但問題是究竟他/她們能否在短期內獲取香港經濟所需要的知識型技術？即使邊緣勞工能透過再培訓獲取一些謀生技能，並不一定能夠找到工作。雖然再培訓局及勞工處都提供職業介紹和轉介服務，但其有效性相對從前邊緣勞工透過自身的社會網絡找工仍然大有不足。換句話說，這些正規服務對於減低職業配對（job matching）所需的資訊及交易成本非常有限。 港府另一措施是從物質資本出發，鼓勵邊緣勞工創業。邊緣勞工能夠開創的都是以勞動力為主的行業（如清潔），或販賣平價商品。可是政府卻有意無意間打壓非正規經濟，加上大型零售企業在規模經濟上的優勢，究竟創業是否真的可行？若果政府真的希望能夠讓邊緣勞工透過創業解決經濟困難，政府應確保小商户的經營空間。 長遠來說，政府不應只顧資方的利益，而要促進勞資雙方的信任和溝通，建立合理的規範來確定勞資雙方的責任及期望，加強邊緣勞工之間的聯繫，使他/她們容易獲取有用的經濟資訊和機會，這樣才能使現時針對邊緣勞工的人力資本政策更有效地運作。要使物質資本政策更加可行，政府在市政及重建問題上應注入社會資本的考慮，不應帶頭破壞社區和非正規經濟上的社會網絡，而要防止大企業對邊緣勞工這最後樂土有所蠶食。 回到上一頁 [1] 參颳ttp://www.worldbank.org/poverty/scapital/whatsc.htm [2] 參鋒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第七章。整個報告可以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www.worldbank.org/poverty/wdrpoverty/report/index.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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