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邊綠勞工與社區經濟: 全球大都會中的勞工 [李劍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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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大都會中的勞工\r 李劍明 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r 全球化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無論願意與否，全球化實質地影響香港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全球經濟趨向一體化，而市場成為資源分配的主要機制。有新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全球經濟已經變成「無疆界的世界」（borderless world）；有些甚致宣稱「地域已死」（the end of geography）。 新自由主義學者斷言在這無疆界的世界裏，市場取代國家成為唯一有效率和成效的經濟管治機制。資本和跨國企業亦變得沒有國藉，一切以自身利潤為終的目標。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國家的角色必然續漸退下來。任何形式的資本管制，無論是為了穩定國家的經濟，抑或是進行財富再分配，其後果只有息得其反。與其限制資本根據市場的運作，國家應該積極改善營商環境，確保本地資金不外流和吸引外來投資，這才是促進經濟增長，保障人民生活的最佳辦法。 可是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大市場」的觀點是全建基於「大市場」是一完全競爭的市場（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不少學者已經指出，雖然市場化的確帶來競爭，但這個大市場並不是所有企業都能直接參與和在其中生存。在汰弱留強的競爭中，有規模宏大的和科技先進的跨國企業成為最大得益者。結果是全球市場化助長了資本高度集中。資本集中不單顯示於競爭者的數目在減少，而更加表現在地理方面。 隨着貨物生產程序分散於世界各地，跨國企業的全球管理、融資、訂定企業策略和行銷計劃等支援生產服務（producer services）則高度集中於幾個城市，例如紐約，倫敦和東京等。有學者更加預測，世界經濟將是由三十多個城市地區（city-region）所控制。這些城市透過提供支援服務，從生產到宣傳，把世界各地的商品生產地與分銷地連結起來。而這些城市亦按其控制全球經濟活動的能力，排成一權力階梯；高高在上的是那些掌管世界金融和經濟管理命脈的全球大都會（global city）。 換句話說，全球化代表了一個以國家為本的經濟體系轉變成一以城市為本的體系。而城市的本質亦從以前以工業為主的變成以支援生生產服務為主。在制造商品的成本在跨國企業的競爭下不斷下降，相對單純的商品生產，生產支援服務或與這些服務相關的商品（例如資訊科技），其增值率高得多。故此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從而造成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是這些城市必然面對的現實。 固然支援生產服務的發展創造了不少專業職位，但有資格入職的人材卻非常缺乏。於是專業人材的薪酬不斷上升，而跨國公司亦會從外國引入人材。這些專業人仕的生活和消費模式與一般市民大大不同。他們追求品味和生活享受。為了給引他們留下，滿足他們的生活模式是每一個國際大都會的發展前提。故此隨着支援生產服務的增長，一個以提供高尚娛樂和文化的工業也得以開展，例如酒店、高級擬]、旅遊熱點和劇院等。 可是除了這些「高增值」、知識或資訊密集的服務外，不少服務性工作是勞動密集的。這些工作的技術要求甚至比製造業低，加上勞工供應充足，僱主往往只給予很低的薪酬。更甚者這些工作通常以散工、兼職或短期合約方式出現，而大多招聘女性為主。在低薪的情況下，不少的本地勞工在非不得意下都不願意做，所以這類工作便成為移民勞工的主要職業。這是因為移民往往是低技術和低學歷的，他們可選擇職業的機會少，故此容易為人剝削。 這種貧富兩極化的趨勢不禁使人認為後工業城市是一個「分割的城市」（divided city），一個「二元的城市」（dual city）。當然除了在最高與最低的階層之間，有一差異甚大的中間階層，他們在全球化下的境況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隨着企業競爭越來越激烈，企業都轉向以資訊科技去取代傳統的中層人員，在一片減少規模（downsizing）和靈活管理聲中，不少人都要面對轉合約制、裁員、超時工作和減薪的危機。在大多數中層人仕都面對工作不安的情況下，低下層向上流動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而他們的人數也不斷上升。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下的小政府並不是甚麼也不做，不做的只是直接參與工業生產，增加社會福利和一些防礙私人企業賺取利潤的政策。但「小」政府卻要「大大」搞活城市的營商環境：資助企業發展高增值的科技；提供技術人材；大興通訊基建；透過舉行國際性活動，如亞運會和國際會議，來大力推行城市傳銷（city marketing）；投入資源去營造一個有文化氣息和活力的都會等等。這些政策全為了加強城市對國際資本和技術人材的吸引力，從以借助他們提高自身的經濟增長。 不幸是經濟增長並不是表示社會整體得到發展，因為只有小部份有資產、有技術、有知識和有金錢的人和企業能享受到極大部份的經濟成果，而大部份被低下層勞工只能分享當中的極少部份。更甚是經濟增長增加了小部份受惠階層的購買力，導致通賬上升。雖然低下層的工資也可能提高，但在百物騰貴的情況下，他們的實質工資維大多變化不大。故經濟增長未必能讓低下層累積生活資源以防不時之需，結果造成他們陷於經濟力脆弱(economically vulnerable)的位置。一但有突發事情出現，如經濟衰退或遇上頑疾，他們的生活便立即陷入困境。 紐約的經驗值得其他城市和香港借鏡。紐約作為美國的最大都會，它提供了不少的經濟利益，可是它的貧富懸殊高據美國第一。根據一研究報告顯示[i]，紐約的首20%人的平均收入是底20%人的14.1倍，而美國的全國數字是10.6倍。差不多一半的紐約家庭總收入去了首20%的人，而只有3.8%是去了底20%的人。相對七、八十年代，現時美國經濟逢勃，可是低下層並沒有因此得益。以1997年水平計算，紐約底20%人的平均收入在七十年代尾是$13,666，到了八十年代尾卻只得$12,738，到了九十年代尾更跌至$10,769。 在工業城市當中，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一直是低下層的生活最後防線。透過做不同類形的散件工作或小販等，他們也能在缺乏政府支援下勉強生活。可是這些空間不斷受到政府和大型企業的打壓變得越來越細。在政府「決心」整頓市容去體現全球大都會的任務，加上超市、連鎖店等大型零售企業一步步侵蝕這個非正規經濟，使低下層的困苦生活亦得毫無保障。 固此在全球化下的後工業城市中，低下層勞工是被邊緣化的一群。可笑是政府可以大量投資在吸引外來資金和人材上，給他們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卻吝惜給予低下層的生活保障。究竟後工業城市是誰的城市？究竟那些因經濟轉形而失業或開工不足的製造業工人，和那些低工資的服務業工人是否城市的一員？為何他們空有公民的身份，承擔公民的責任，卻被社會邊緣化，逐步喪失基本生活的公民權利？ 回到上一頁 [i] 詳情可參颳ttp://www.fiscalpolicy.org/pullingapart.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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