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邊綠勞工與社區經濟: 6.20〈 “邊緣勞工”交流會〉後記：給比利 [亞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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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邊緣勞工”交流會〉後記：給比利\r 亞蘇 (1) 嚴正聲明 子曰：擇友而不善，鑊莫大焉。 茲聲明我現時是香港70萬邊緣勞工中，全港個人收入最低10% (月入不足五千元) 的低薪兼職工一員 (黃洪的社會學研究可做証)。那天早走，因返工 (結果還是遲到)。而不是如亞May所言： “好悶咩？Billy話黃洪又講統計數字，你實走喇。” 話雖不是如此，看了那叠統計資料，真有點頭暈。看與會者發言，我敢說，釵h人像我一樣。很奇怪，似曾相識：以前睇政府報告或諮詢文件時便有這種--無奈--感覺。 只參與了一半討論，現在實不應又胡說八道。但問題是會上我已胡謅，後退無路 (走後，你及一些朋友也作了回應)。 (2) “邊緣性”就是沒有共性\r 基本上，我認同黃洪 “邊緣勞工”這概念，覺得可發揮兩個作用，一是衝擊主流工運，二是提供身份，讓邊緣社群團結起來。但字是死的，重要是賦予甚麼意義。 會上發言者不斷質疑黃洪，問 “邊緣勞工”與 “主流勞工” 分界線，黃洪 “無能為力” 地一次又一次求助統計數字。最後不得不承認有些統計問題仍無法解決。我發言就是想將問題扯開，放回運動考慮。當然，衝擊主流工運及提供抗爭身份是我的想法，但我不覺與黃洪所說有衝突，所以我問黃洪。似乎他沒有否定我的看法 (也可能是他認為太傻無需回應)。我也提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界定 “主流工運”，二是“邊緣勞工” 怎樣提才能受勞動者認受。又一次我肆無忌憚公開批評 “主流工運”，指他建制化，不關心邊緣社群，分享著資本主義的價值--所以，從 “工人”中劃出 “邊緣”便有其戰略--而非社會學或統計學--的價值。 對於第二個問題，作為身份認同，我對黃洪嘗試為 “邊緣勞工” 建立 “一致性” 有所保留。我對 “邊緣勞工”的理解：是被 “主流市場” 擠出、被邊緣化的各式各樣人等。他們的 “共性”，除被邊緣化外這點外，並不存在 “一致性”。我說 “邊緣勞工” 的價值在召喚抵抗運動出現，在這個運動中 (如果它真的出現的話) ，不同基層團體面向的將是不同樣式的 “勞工”；過早下達 “一致性”，未必有利團結。 (3) 又係勞工團體vs工會？ 我後來有點後悔，想又 “失言” 了。這是樂施會轄下的研究計劃，黃洪 (或其他人) 無論怎想，也不會(不能) 高姿態地將問題設計成像我這樣吧。我的大咀巴是否會 “越幫越忙”？ 而且在座不少工盟朋友，聽了也會不滿。不滿我也不在乎。問題是不滿如出自誤解，導致無法溝通，便最可惜，也罪過。要檢討。 打從街工後期，我 (還有其他人，您也肯定在內吧) 便沒有隱瞞對 “主流工運” 的不滿，但從來沒說過 “主流工運”沒價值。我站在勞工團體角度 (當時)，只覺勞工團體不應成為工會運動尾巴，工運也不等於工會運動。 提一段往事。我曾也有過 “獨立工運”(包括工會及勞工團體)大聯盟的幻想 (街工中最狂熱自然是梁耀忠。當年街工信心爆棚，有問鼎cic以外，成為另一工運中心的 “豪情壯志”)。88年工盟前身 “獨立工會及勞工團體聯席會議”(簡稱獨勞聯) 成立，釵h勞工團體都是成員。後來受89事件催化，在 “國內外形勢” 驅使下，工盟91年(？)成立；結果除cic外，其他勞工團體被摒諸門外。提這往事，不為甚麼，只想說工會及勞工團體早有不同工運議程，各有不同位置，綁在一起二人三足，不見得好過。當然大家的位置也不是不變。cic早年便跟勞工團體建立起非常緊密的伙伴關係 (不是現在的cic，而是指工盟成立前的cic，工盟資深幹部多是那時由cic過檔)。記得那時釵h勞工團體新職員，上任前必到cic “朝聖”(實習)。cic為勞工團體提供了不少人力、財力、及意識形態支援。寶記對新入行者更循循善誘、愛護有加。俱往矣 (不是指寶記)。 然則工會與勞工團體必矛盾？如果我曾經有過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實在罪過。我現在寧願具體地說，工盟、工聯等工會或工會聯盟， “事實上” 在釵h問題上有自己限制 (勞工團體亦然)，跟釵h工人有不同看法。這也不值得奇怪，除非我們自以為可代表香港工人的 “真正”需要吧。 正因 “工人”不是一個內容單一的概念 (也陶o正是傳統工運與新社運不同之處)，所以我認同黃洪及一些朋友(如您) 的 “邊緣勞工” 概念，作為團聚浮沉在主流市場 (及主流工運) 邊緣處，不同社群間的運動策略。 我不是說 “主流工運” “有意”排斥 “邊緣勞工”，我知釵h工會活躍子努力將不同工人納入工(會) 運動，譬如工盟朋友便嘗試在全球化概念上尋找重新的整合策略。大家可作辯論 (不竟各有限制)。順便一提，有工盟朋友說我的 “主流工運” 針對工盟。不對，但包括。當然不是敵對，這說過了。 (4) “失業”、”兼職” 的邏各斯\r 回到黃洪的討論。他的修辭學。 他的 “邊緣勞工”由一套有關 “就業”、“失業”、“兼職”的概念組成，卻猶如一面鏡，不自覺地反襯出時代加諸背後的烙印--工業時代 “全民就業” 的意識形態 (包括內涵所有有關正常生活、工作美德、勤勞概念、人生意義的安排)。 沒有工業時代的 “全民就業”作座標，“就業”、“失業”、“兼職” 本身並無意義。 也陶o樣說對黃洪並不公平，我想他同樣不信 “全民就業”神話，也看到建基這種概念上 “主流工運” 的限制，否則不會提出 “邊緣勞工”，並將它界定為佔勞動人口1/5強的龐大社群，從 “主流勞工” 中劃出來。 但這龐大的 “邊緣” 社群(‘s) 是否都嚮往 “全民就業” 這目標呢？如果是的話，不同人口中的 “就業”(我寧用 “生計”這字眼) 又是甚麼意思？譬如小販、兼職工、臨時工、自僱者、性工作者、綜援單親、婦女、傷病…..。他們期望那一種生計安排？我知黃洪的研究跟著就是要處理這些問題。我不知黃洪下一步在呼籲重視 “邊緣勞工” 權利的同時，會如何理解運用不同資源(市場資源、政府資源、社群資源)拼凑起相對 “主流市場” 而言五花八門的“邊緣”(‘s)生計方法？視之為一種缺虞，或視之為在 “限制”下的 “選擇”？ 譬如性工作權。在父權社會 “限制下” ，女性成為第二勞動力。不少有得 “選擇” 的婦女，都會想辦法逃離這個壓迫性的勞動市場。即使 “沒辦法的”，不少寧願選擇一份不 “不正規” (通常也更為壓迫) 的工作來協調自己的生活方法(同時照顧家人、子女、男人)。我當然不是說所有兼職婦女都是這樣，但也認識不少。我知她們的經驗會 “害”我，別人會說我在講風涼話，而不會理會我說 “有一些”。但我覺得，所謂 “邊緣勞工”， 就是由這又一些，那又一些，無法簡單將了概念化的人群組成。 [待續，不日完成] ( 2000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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