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工作者: 深水埗街頭性工作者自我身份的建構 [劉莉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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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深水埗街頭性工作者自我身份的建構 作者：劉莉莉 前言 在討論街頭性工作者時，在我的印象中大部份的論述，也將之視為社會管治的對象或是道德標準的相反詞。她們的存在，被認為不只擾亂社會秩序，促使道德淪亡；在普通常識層面上，她們更被用來告誡人們、特別是女人的最卑賤下場，便是淪落為街娼。 我選擇用「性工作者」這身份來形容「妓女」這個慣用的字眼時，我想巳表達了我對這個群體的理解與及立場。我認為基本上從事性工作，是某些女人的謀生方法及策略，從業者不應因而受社會歧視。這立場亦是我在一開始接触她們時的自我表白。我想她們與從事其他行業的人一樣，在一些獨特的工作環境及條件下工作，亦同時置身於工作場所的種種人際關係與及社會的組織結構中。 透過是項研究，我希望能加深理解性工作者在具體工作經驗與及社會脈絡下，如何建立了怎樣的自我身份界定；而從我與她們的接触，與及她們選擇如何表達這些界定的過程中，所浮現出研究員與被研究者、「好女人」與「壞女人」與及不同階層的人之間出現的權力關係，正可反照社會主導意識如何影響著「我」與「她們」間的互動關係。 最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嘗試從她們的主體角度，再呈現她們的主體意識，這是最困難但卻又是目下作有關研究最缺乏的一個角度。無可否認，這也是一個我用來表達本文可信性的姿態。 本文將由三種位置的敘述交替構成：敘述者、我與性工作者。其中「我」於不同的場境中分別表現出有研究員、女性、婦女運動組織者等不同身份。 從外往內看——「她們」 單程四線行車的元洲街，是我從前歸家的必經之路。在車子路經深水兪近大埔道交界一段時，車上的乘客包括我自己，通常總會往右朝，窺視坐在唐樓梯間等候客人的街頭性工作者。人們常稱她們為「企街」，並往往被認為是性工作中最低下的一個等級。 元洲街街頭性工作者大多聚集在唐樓入口的樓梯附近。在該幢樓宇的閣樓或是一樓，往往有一間提供房間租用服務的「別墅」。其中單在元洲街一段巳有四間，全部也於樓宇外牆，掛上寫著「純粹租房」等字眼的陳舊小型彩色燈箱招牌，與及漆上已半褪色的別墅名稱。在街上四幢有性工作者的唐樓，一幢於入口開始便漆黑一片，僅在一樓的位置掛上一顆五兆瓦的昏黃燈泡；另一幢的水泥梯級多處有破損，安置於入口處的木製信箱多巳毀壞；其餘兩幢也跟它們一樣，於梯間滿佈煙蒂、紙巾及宣傳單張等垃圾，電線及電錶雜亂而破舊。 北上元洲街，必先經過售賣電子零件、小型電器、色情刊物與光碟及各類二手物件交收的集中地鴨寮街，與及佈滿成衣批發地舖的長沙灣道。在我意識到要仔細觀察這地區時，我才發現釵h時在日間，也看到有些化上濃妝，穿上刻意展示自己身段的衣著的年輕中國女子，以異於周遭行人的緩慢步伐漫遊街中。從衣著款式的過時到「過度」的配搭，她們表現出不像本地的中國人。她們經常受到街上人們的注目。 因為我未能確定她們的身份，加上我認為她們會操我不熟識的普通話，所以從未有嘗試去接觸她們。 接著再往北上便到達福華街。每日大約晚上九時後與及清早七時半以前，街道兩旁的固定成衣小販攤檔休業時，在昏暗的街燈下，總會先看見釵h以青年至中年為主的單身男子漫步街頭，並不時朝看被深綠色攤檔傘擋的陰暗之處；跟隨著他們的目光細看，才發現兩旁站著不少貌似東南亞人的性工作者。她們通常每兩三人相靠而站，年紀較元洲街中國人樣貌的街頭性工作者為輕。 因為我認為自己不認識她們的語言，加上她們甚少單獨而站，我想我未能處理太繁雜的場面，所以我也沒有嘗試接觸她們。 道路東端的路中心設有一小型休憩地帶，無分日夜總坐滿老年的男性，不時交頭接耳，望向路過的女性，特別是在街口等候客人的性工作者。往北再相隔一街便是元洲街。那兒的性工作者，往往各自佔據一道梯口；而據我從事類似研究的朋友指出，她們通常是本地人。 從外往內看——我 本來當我不是選擇居於此區，或至少我不選擇一個我認為較突出，又切合我作為女性主義者的身份的題目時，我便不用真正的面對她們，與及她們所面對的種種現實處境，讓我繼續既安全又優越的在理論層次去碰觸她們。 有關對從事性工作的原因的一般論述，以下列的較為普遍：她們是受害者;又或是她們自甘墮落，為金錢出賣肉體。九○年代引發台灣社會開始較廣泛關注性工作者處境的反雛妓運動，其策略的成奶妊B，可理解為組織者把性工作者分類，再著重把其中某些性工作者，描述成父權社會中最受剝削的一群受害女童，從而牽動民眾的同情弱小之心，作出改變她們處境的政治訴求。 從“性工作者作為受害者”的論述入手做研究，令我對開展接觸她們感到非常的矛盾而沉重；一方面我意識到自己拒絕以道德主義者的優越角色去“拯救”她們，可是，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正是以為自己相信的不只是一套思想方法，而是一種切實的行動策略；正當她們受著種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的剝削，例如，針對街頭性工作者的法律制度﹑執法人員的欺壓﹑社會對這群女人的賤視等，作為女性主義者，我豈能漠視？但我對她們處境的想像，又是否局限於我本身階級背境的理解中？她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處境，又透過甚麼方法建構自己的位置？以她為研究或服務對的人（如我自己），是否以為和她談過幾遍，便把自己的既有觀點加諸她們身上，成為她們的代言人，而她們對這些有關她們的“知識”的生產卻毫無影嚮的權力。 而有關女性身體自主的論述，令我意識到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我以為自己也相信任何女性也有權選擇如何支配自己的身體，包括性器官的使用，而不須受他人或社會機制等箝制。但如果我面對被研究的對象是處於非常不利的處境，而作出各樣徹底的結構性的改變的機會非常渺茫時，我也想過她們先改變自己（如戒毒），是否才是較現實的減少受剝削的途徑。 從前我告訴自已也可接受自己從事性工作，唯一的條件是可選擇顧客——這正正意味著並非所有性工作者也有權作出選擇。特別是這群被認為是最卑賤的女人——街頭性工作者。她們被賤視，相信不單跟一般認為女性性工作者，損毀了女性的「正當」身份這觀念，而是跟她們自己與及光顧她們的男人的階級背景有直接關係。在我與她們接觸過後，體驗到我們之間的“鴻溝”，並未因我關心她們﹑她們願與我溝通而有所逾越。我自設的低線正好反映我們所屬階級的巨大差異。 「你唔怕肉酸咩同我一齊」——接觸 當Ａ初次與我交談時，她經常強調性工作者如何被別人甚至被自己輕視。我想Ａ一方面是在試探我對她的立場與態度，同時也指出她認為我與她並不屬於同一類女人。 當我首次接觸Ａ的晚上，Ａ正在自己所慣坐的唐樓附近徘徊。她是唯一一個在軍裝警員巡查這一帶梯間也沒有散去的性工作者。為免被誤認是她們的份子，我刻意打扮得不像她們，並且提著筆記簿以向路人展示我並非“她們”，我發現自己原來也受不了路人鄙視或色迷迷的目光。晚上十時多，這邊街的行人非常稀疏。 看上去三十多歲的Ａ穿上深棗紅色貼身絲絨迷你裙、有細小破洞的黑色絲襪與及平底仿皮黑膠鞋，在我第二次經過時，已坐回她慣常坐的位置中。我指出我作研究的意圖後，便與Ａ並排而坐，跟她一起邊談邊從梯間往外看。 Ａ非常意識到梯口這空間是自己的領土。她說她經由監獄內結識的姊妹介紹下，來到這裏工作的。她們通常各佔一梯口，互不干涉。Ａ指出一個在附近徘徊右腳微跛的姊妹，Ａ說會容釵o與自己一起坐在這梯口「搵食」（即接生意），而其他的性工作者Ａ便會驅趕她們，不容釵o們與自己「爭飯碗」（即分薄了客源）。這可能顯示A意識到自己的條件（肢體健全）比她優越，亦可能表示了她對這個姊妹的接納與包容。Ａ對區內其他同「等級」的性工作者各據領土表示非常理解，她指與附近的「賓妹、泰妹」等東南亞性工作者互不干涉，因為她們的「客路」（即客人的來源）不同。 從Ａ自己形容以至我的觀察，顯示光顧她的客人大多是社會邊緣或最低下階層的男性。Ａ說她現在祇會接年紀較老的客人，因為她剛剛中了警察掃黃組的計，接了一個扮成微跛及潦倒的年青探員。Ａ與我交談期間，分別有兩個穿著發黃白色汗衣，外套一件起皺的格仔短袖沒有扣上的恤衫，與及短衭膠涼鞋的六、七十歲男人向她問價。A開價二百元，兩人皆沒有還價便離開，A說近年生意實太難做，接著便比較從前生意好的日子如何賺錢﹑如何容易。此外另一個與Ａ「打招呼」的姊妹剛與客人從賓館出來。那男人的打扮類似附近搬運布匹的苦力，看上去屬南亞地區來的人。 Ａ同時強調她們在元洲街的性工作者，與菲、泰籍的收費差不多，約二百五十元。她指自己就算沒有客人也不會那麼「賤」拉低自己的價錢，跟那些「大陸雞」（即國內來港的性工作者）不同。Ａ說她們因屬短期逗留香港，急於「搵快錢」，「賤到一百蚊都肯做」，令Ａ及她的姊妹面對強勁的競爭，客源劇減。 Ａ透過界定其他性工作者於性工作中的位置與及集體身份，再與自己作出比較，從而作出一個相對於她們的自我身份及位置的界定。而從別的性工作者的群體身份，Ａ對自己也屬於一個群體這想像更為清晰。A從將自己與她說“較受歡迎”的菲﹑泰籍性工作者的類比下，試圖“提升”自己在行內的位置，A也從另一類她界定為“更下賤”的女人中意識到自己的獨特位置，即本地的﹑有固定地盤的﹑有一定身價及工作原則的性工作者。 此外，Ａ在與我傾談的過程中，非常警覺的留意路過的男女，與及指出她／他們的身份或Ａ自己與她／他們的關係。在個多小時內她指出了四個在附近徘徊的是自己的姊妹，那些路過的女子是國內來港短期逗留的「流浪雞」（即沒有固定等候人客位置的性工作者），那些老伯整天祇看不問價，那些每天碰面但各不相干的住客，警員甚麼時候出巡，與及他們期望Ａ與她的姊妹要「識做」，即在他們巡視的時候暫時散去等。 這裡不但顯示出Ａ對這場景與及出現的人物非常的掌握與熟識，更顯示了她正置身於一個極為緊密的關係網絡中。其中她對針對她們的存在的社會秩序鞏衛代表——警察，更表露出維持著一種既合作又反抗對立的微妙關係。 更重要的是，她們從未有說自己是享受、甚至是自願從事性工作。她們指稱「入行」的原因，不外是「欠數、養仔或者食粉」（即欠債、供養男朋友或吸毒）。我另一個研究同類群體的朋友，則指出有些街頭性工作者，因為不能找到有近似收入的工作養家，所以不可能放棄目前的工作。這裡她們所展示的，是她們自己可能也不認同自己的職業身份，僅視之為沒有其他辦法下的無奈選擇；更深入一層的分析，也可能是她們藉此表達出對指責她們「道德敗壞」、「貪慕虛榮」等話語的反抗。 淨化、否定與自貶的話語 Ａ努力找一種能與我溝通的語言來闡述她自己的經驗，並在交談期間不斷表現出她如何藉著述語、遭週場景與及人物建構自己的身份。 Ａ與我初相識時己非常在意我是否理解她說話的重點，她策略性的不斷重覆她對自己身價的堅持，與及有足夠的客人令她可以支付自己數目龐大的吸毒開支。Ａ每天至少「做三幾粒鐘」（即要接三、四個客人），以應付每個月約兩萬元購買白粉的費用。 Ａ更著意淨化她對我採用的語言。缺少了各式性器官的助語詞，使她起初說的句子不太暢順與連貫。一方面這可能是Ａ試圖改變別人對她們的成見的策略，另一方面也可反映出她想像自己與我是存在於不同世界的人，她相信一個所謂知識份子並不會使用她慣用的、粗鄙的表達方式。 Ａ及她的契姐在審視自己的過去，與及評價自己目前的處境時（我沒有勇氣了解她們對未來的期望，所以一直沒有觸及這話題），不住的指「自己都睇唔起自己」、「覺得自己好失敗」、「個個都睇少我地」、「同我地一齊你唔覺得好難睇咩」等自我否定與自貶的話語。她們說著的時候目光總是注視著我。她們選擇這樣呈示對自己的理解，我看她們不獨意識到社會對她們這一群性工作者的歧視態度，而且她們還藉著我——這個與外界溝通的渠道，控訴自己的不滿，特別是社會對她們的厭惡態度。 小結 這篇急就章的短文，使我加深理解部份的街頭性工作者所處的場境、經驗與及各種關係網絡，如何建構了她們獨特自我身份觀念。而當我從不同的身份去理解與她們的接觸時，使我更深入反省其中蘊含的不同權力關係。最後她們選擇如何表述這些自我界定的語言時，也展示了她們如何試圖與外界進行溝通，努力宣示自己的聲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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