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研究: 60年代斷代[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張振成譯](轉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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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斷代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張振成譯） ------------------------------------------------------------------------ 0. 前言 對60年代光輝業績的追憶、紀念或悲慘兮兮地公開承認那十年的諸多失敗和錯失了的機遇，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錯誤，我們在這兩者之間找不到一條可以穿越而過的中間道路。本文的出發點是，歷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樣地發生，其機遇和失敗相互交錯，不可分割，帶著一種特定歷史情境的客觀制約和種種機遇，對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裏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描繪模式。 然而，要談用年代的“情境”，必然要從歷史時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運用眼下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已經不再時興的歷史分或模式。60年代的老戰士們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復一年的戲劇性的變化，思考程問題來要比其前輩更具歷史意識，這一存在事實，我們且不去管它；以代分類對我們的意義現在已經變得像對19世紀晚期的那些俄國人一樣了（他們依照十年一段來劃分人物類型）。某一時代的知識份子們現在發現以一種歷史敍述來維護他們當下的立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於是阿爾圖塞主義的局限便開始呈現了出來”，等等）。好了，這裏不是從理論上為歷史寫作中的分期進行辯護的場合。但是，有那麼一些人認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著在一個特定時期裏存在著某種廣泛的近似和同質性或同一，對於他們。我們可以很快答曰，只有在某種程度上先搞清歷史上所謂主導或統識為何物的前提下，特異——雷蒙·威廉斯稱之為“殘存”或“崛起”——的全部價值才能得以評估。在此，所謂的“時期”無論如何不可解作某種無處不在且統一的共同思想和行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個相同的客觀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反應和創新，但這一切總是在那情境的結構範圍之內發生的。 然而，林林總總彼此頗有不同的對立理論也會影響到這樣一種歷史敍述的選擇上。如果歷史分期批判對歷時性之種種潛能提出了質疑，那麼這些潛能使牽涉到共時性的種種問題，尤其是要在挑選出來加以關注的歷史變化的不同層面間建立聯繫的問題。實際上，本篇敍述所稱要就60年代說些有意義的話，就是要對其中的僅僅四個層面做一簡要的勾勒：哲學史，革命政治理論與實踐，文化生產以及經濟迴圈（基本限於美國、法國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內）。這種選擇似乎不僅是要不加區別地賦予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同的歷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喚起那至少自斯賓格勒以來已被認為是濫用的建立同構關係出的實踐幽靈——這種類比平行論（ana－logical Parallelism）在某種程度上把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歌創作“等同”於切·格瓦拉的政治實踐。 當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像詩歌寫作這樣特殊且高級的現象就不能像“現實生活”那樣同等生動地顯現歷史的潮流和趨勢——也部A由於詩歌創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狀態下進行，近似一種實驗室的情狀，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麼說，那些對於一個舊式有機歷史的敍述是通過在遠為不同的社會生活層面間建立起相似和同構關係來求得“表現性的”統一，這與本敍述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前者認為這種種層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斷裂（break）和其發展之間存在著一系列富有意義的同構關係。於是問題的關鍵不是要斷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層次在其間按各自內在的規律而發展）的節奏和推動力提出一個假設。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這種歷史的或敍述程式裏的弱點，結果卻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讓人能夠對組成敍述的單個線條作某種“核實”。我們有時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領域——對歷史可作無限多樣的敍述闡釋，推一的限制是來自實踐者（其所謂的原創性取決於其推出的新史學理論的新穎度）的慧眼機巧。於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發現針對一種活動領域（如認識、美學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規則竟然在一個遠為不同、似乎毫不相干的領域又再現了出來，從而戲劇性地、令人吃驚地得以“證實”。本文中將要論及的經濟層面就是這種情形。 無論如何，下文將會表明，這裏要給出的完全不是傳統敍述意義上的60年代史。然而歷史再現正像其遠親線性小說一樣，確實處在危機之中，原因也極其相像。“解決”這一危機最聰明的方法不是把歷史寫作同時當作一個不可企及的目標和一個意識形態的範疇予以全盤拋棄，而是——如在現代主義的美學中那樣——在一個不同的層面上重新組織其傳統的手法。阿爾圖塞的提議似乎是這種局面下最為明智的辦法；鑒於老式的敍述或“現實主義的”歷史寫作成了問題，史學家就應該重新表述其天職，即不再是“像真情實境那樣”生動地再現歷史，而是要去創造出歷史的概念，至少這將是本文的冒險嘗試。 1．第三世界的開始 以發生在英屬和法屬非洲土地上的偉大的非殖民化運動作為第三世界年代的開端，似乎不會引起特別的爭議。最能表現真正第一世界60年代的典型特徵都要晚於此，無論是反文化意義上的吸毒和搖滾，還是政治意義上的學生新左派和大眾反戰運動，這一點是可以證明的。事實上，以政治上來說，第一世界的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政治文化模式的意義，如在象徵性的毛主義定的第三世界主義。此外，它的反戰活動所針對的正是要遏制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戰爭（在本書的其他地方，貝爾登·菲爾茲提出，湧現出聲勢最為浩大的學生運動的兩個第一世界國家——美國和法國——所以成為得天獨厚的政治空間，就是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身陷殖民戰爭之中，雖然法國新左派是出現在阿爾及利亞衝突解決之後）。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外是那在釵h方面都堪稱第一世界頭等重要的政治運動——新興黑人政治和民權運動。它們不能說是始自1954年的最高法院的裁決，而是起於1960年2月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發生的第一次靜坐。然而，或野i以證明，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運動，而且不管怎麼說，美國黑人運動與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各種運動不斷交流，相互影響，貫穿了整個這一時期，其作用無可估量。 加納的獨立（1957年），剛果的創痛（盧蒙巴於1961年1月遇害身亡），繼1959年戴高樂主義者的公民表決之後法屬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獨立，最後，阿爾及利亞革命（其內在的頂點——1957年1一3只發生的阿爾及爾戰役，以及196Z年通過外交方式達成的解決——或陶ㄔi以貌似合理地標在我們的概要上）——所有這些都標誌著後來人所熟知鑽60年代陣痛政誕生： 並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億人居住：其中五億是人，十五億是土著。前者擁有字詞；餘的僅是使用它…… 薩特《（地球上的可憐人）前言》 於是，60年代便是所有這些“土著”成為人的時期，內外告報：第一世界內部的被殖民者——“少數族裔”，邊緣族和婦女與其外部的屬民和正式的“土著展”一樣。這一進程可以見三經得到了多種多樣的描述、每一種都暗含了一種“歷史觀”和對60年代本身獨特主題他的解讀：按照克羅齊歷史是人類自由史的觀點，這個進程可以說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經典的黑格爾式的臣股民族自我意識蘇醒的過程；可以最後盧卡契的或更加馬爾庫塞式的關於一個無階級類新型“歷史主體”（黑人、學生、第三世界民眾）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構想，或可以是關於贏得以世界舞臺上前所未聞的新型集體聲音說話之權力以及同時把迄今聲稱為你代言的中間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識份子）予以解除的某種後結構主義的、福柯式的構想（薩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裏意味深長地先提了出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了還有那更加嚴格意義上的自決或獨立的政治修辭，或關於新型集體“身份”的更具心理學和文化意味的修辭。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這些新型集體“身份”或“歷史主體”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為可能的歷史情境裏，尤其是要把這些社會和政治新範疇（被殖民者、種族、邊緣性、性別等等）的出現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種種社會抵抗都包納於內的那更加普遍的範疇，即傳統的社會階級觀，所面臨的某種危機聯繫起來，但是，我們不能從思想上而是應該從體制的意義上來理解這一點。若是以為是社會階級過抽象概念、尤其是馬克思階級鬥爭觀裏構缺陷導致了這似乎是新興無價級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義購想法。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體制上的一場危機，借此，一個真正的階級政治得以表達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樣的不夠完美。在這一方面，美國橄欖球聯盟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在1955年的合併，可以被視為把60年代新興社會和政治能量加以釋放的一個根本性的“可能性條件”：這一合併是麥卡錫主義的勝利，它保證了把共產黨人從美國勞工運動中驅逐出去；它加強了美國資方與工聯之間達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會契約”；它開創了一個白人男勞力的權利優先于黑人、女工及其他少數族裔要求的格局。因此，後者在一個舊式工人階級政治的傳統體制裏根本就沒有任何位置。這樣，他們將從社會階級裏被“解放”出來——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那種緊張而矛盾意義上（比如，在圈地的語境下）的解放，他們脫離了舊體制，從而“得獲解放”去發現社會和政治表現的新形式。 美國共產黨曾是美國社會裏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實亡向人提示了這大格局的另一面：美共的危機是由麥卡錫主義下的鎮壓和因赫魯雪夫的非史達林化運動而在蘇聯集團內引發的“革命”所“決定”的。歐洲共產黨那裏也將發生類似但又具體有別的相應事件。尤其是在法國，在經歷短暫一刻的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主要是由東歐國家的哲學家們發展出來的）之後，隨著赫魯雪夫本人的倒臺及其種種實驗在1964年的最終失敗，一個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現了：自1919年的圖爾會議以來，激進知識份子實際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獨立地構想革命著作（“我們瞭解它的一切，我們並不太喜歡它。不過沒有共產黨，從政治上講就什麼也做不成”——這些舊式的立場，薩特在其政治新聞寫作，尤其是《共產黨與和平》裏給予了經典性的表述）。而今，托洛茨基主義重新復活，各種意識形態面貌的超議會組織，所謂的“小團體”，跟著新興毛主義形式大量湧現，展現了一種同樣“簡獢角F傳統階級範疇的新型政治的希望。 另外有兩個關鍵性的事件需要在此先行給予注意。實際上，對我們釵h人來說，那至關重要的導火索——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明確表明革命不僅僅是個歷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館的藏品，而是真實可以達至的——一是來自這樣一個民族：其所遭受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北美人民中激起了我們對鬥爭中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決不可能抱有的一種同情和手足情誼，除非是抽象而又理智地說。然而到1959年元月1日，古巴革命的象徵意義仍然曖昧含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與經典列寧主義革命或毛主義的經驗都不相同的一種第王世界的革命，因為它有一套完全是自己的革命戰略，即遊擊中心理論（相關情況，下文再談）。這一重大事件也宣告了即將來臨的60年代不是對舊式社會和概念體系的肯定，而是一個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時代。 與此同時，個人見證似乎清楚地表明，對美國的釵h白人學生來說，尤其是對日後新左派裏的釵h積極分子而言，甘迺迪總統的遇刺在剝奪國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敗壞議會進程方面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標誌了那著名的把火炬傳遞給年輕一代領袖的徹底終結，以及某種大眾或公民理想主義新精神的戲劇性的破滅。至於說到表像下的實情，現在看來，鑒於其保守主義和反共立場，在“導彈危機”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賭博，以及他對美國身陷越南所要擔負的責任，公眾對甘迺迪當政的那種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錯誤的，不過這並不很重要。更加值得注意前是，甘迺迪政權留給60年代政治發展的遺產很可能就是關於青春和“代為”的那套詞藻。他利用了這套詞藻，而這套詞藻又在他身後流傳了下來，辯證地成了美國學生和年輕人可以用來闡發政治不滿情緒的表現形式。 這些便是60年代的“新興”社會力量得以像在現實中那樣發展的一些前提或“可能性的條件”，它們既存在于傳統工人階級的政治體制之內，也存在於使國家權力合法化的領域裏。現在回過頭來說說這些新興力量。它們最終做命運也似一種方式標誌了60年代的結束：“第三世界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的終結大半是發生在中國的熱月之前．其時人們正意識到了發生在非洲釵h新興獨立國家裏日漸蔓延的制度性的腐敗；而且拉美政權，在1973年智利發生政變以後，幾乎完全軍事化了（後來發生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勝利自此便被認作是“馬克思主義的”而非“第三世界主義的”；而越南在美國人最終撤離後從美國人意識裏消失之乾淨就像阿爾及利亞在1963年伊維安和約簽署後便從法國人的意識裏消失了一樣）。在60年代晚期的第一世界裏出現了一股向更加內部的政治回歸之勢是肯定無疑的。這一點，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法國1968年5月爆發的事件都可以作證。但是，美國人的運動不僅與從“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展而來的進步黨工會型團體的毛主義的鼓舞有著有機的聯繫，而且仍然同它在越戰本身裏的第三世界“起因”保持著有機的關聯，所以，隨著戰爭的逐漸平息和徵兵的停止，整個運動也將失去其動力。在法國，左派的“共同綱領”（1972年）——當今的社會黨政府即源發於此——標誌了朝著葛蘭西模式和一種與任何第三世界前身甚少淵源關係的新型“歐洲共產主義”精神的新轉向。最後，美國的黑人運動，隨著其主導意識形態——文化民族主義，一種與第三世界模式深深相連的意識形態——的牯隉A也就在這同時步入了危機之中，婦女運動也與這種第三世界的鼓舞有著一些淵源。但在1972－1974這段時期內，它也將被日漸闡發成相對有別的意識形態立場（“資產階級”女性主義，女同性戀的分離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出於上面列舉的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把60年代的終結定在1972－1974這段時間似乎也說得過去。關於這個總體“斷裂”的問題，本文末尾將會再度提及。眼下我們必須完成的是對這一時期第三世界歷史的整個動力的描繪，尤其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動力或“敍述線條”對第一世界60年代的發展有著某種特殊的影響力（或是通過直接干預，如民族解放戰爭；或是憑藉外國政治模式的臉力，非常明顯的就是毛主義模式；或最後是由於某種兩個世界共同面對且以相對不同的方式作出反應的全球動力）。 當然，此刻正好可以觀察第三世界新興力量的“解放”何以像這個詞常常表現得那樣暖昧不明（自由是脫離舊的制度）。說得更尖銳一些，非殖民化在歷史上是與新殖民主義攜手並進的；老式帝國主義那體面的、不情不願的、或暴烈的終結當然意味著一種壓迫形式的終結，但它也明顯意味著一種新型的發明和建構——象徵地說，就像大英帝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而代之。現在正是回憶這些明顯的事實的時刻。順便說一句，當下流行的權力和壓迫的修辭（福柯是這些修辭學家裏影響最大的人物，但是從經濟到政治的根本位移在馬克斯·韋伯那裏已經發生了）所以最終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就在於此：當然，與形形色色的權力和壓迫“拼搏”是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的，但是除非把它們與經濟剝削的弁鈱鰜Y闡發出來，也就是說，除非把政治的再度置於經濟的之下，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它們（在另一方面——尤其從本文歷史化的視角來看——60年代中期的人們感到必須用一種關於權力、壓迫、權威和反權威主義等等這樣物化了的政治語言來表達他們對局勢的看法和所設計的實踐，這顯然會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和社會徵兆：這裏，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以其對社會主義之下“政治第一位”的種種構想——提供了一個有趣又奇特的側面材料）。與此同時，關於集體身份的種種構想，特別是關於後結構主義發出的征服言語，贏得以自己的聲音為自己說話之權利的口號，也可有類似的一說：以你自己的聲音說出新的要求，並不一定就是滿足它們；說並不一定就是從他者那裏獲得一個黑格爾式的承認（或至少哪怕是在嚴酷兇險意義上的承認，即他者現在不得不以一種新的方式把你考慮進去，且發明出新方法來對付你所取得的新面貌）。現在看來，對60年代抱有這種典型的修辭或意識形態幻像的“唯物主義核心”也野i以在對文化革命（現已脫離了其褊狹且成為歷史的中國現象）自身性質的更加根本的反思批判中找到。 要理解非殖民化與新殖民主義的矛盾或辯證的結合，最好的辦法也陷N是從經濟的角度，對另一個進程（其開端與我們提出的整個60年代的總體開端正好同時）的性質作一反思。這個進程通常是用農業技術“革命”的中性但卻明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加以描述的，即所謂的綠色革命：化學手法新用於施肥，加緊的機械化戰略，以及那順理成章的對進步和創造奇跡的技術（據稱註定要把這世界從饑餓中解放出來）的頌揚（順便一提，在第二世界對應於綠色革命的是赫魯雪夫那災難性的“處女地”實驗）。但是這些卻遠不是中性的成就；其對外出口——實際上由甘迺迪家族所倡導——也不是一個慈善而利他主義的行為。19和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滲透並不一定意味著是對後者傳統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改造。確切地說，這些生產方式大多並未觸及，“僅僅”是被一個更加政治化和軍事化的結構加以利用。正是這些陳舊農業生產方式的飛地性質，結合了佔領者的暴力和那另一種暴力——貨幣的引進，建立了一種在相當時期內有益於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隸屬關係。綠色革命把“資本邏輯”的這種滲透和擴張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古老村落結構和前資本主義的農業形式現在被系統地加以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工業化的農業，其效應與第一世界歷史上資本崛起過程中的圈地時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災難。村落社會“有機的”社會關係已遭破壞，一大批失去土地的無產階級被“製造了出來”，他們流向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擴展可以為證），而農業勞力新的、更加產業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舊的集體或傳統的形式。這種曖昧的“解放”必須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藉以頌揚資本本身之動力或藉以稱讚英國對印度之佔領所取得的歷史進步的那全部的辯證矛盾立場加以描繪。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構想成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洶湧浪潮裏，全世界都掙脫了傳統帝國主義的枷鎖鐐銬的時刻，這完全是一種神秘的簡單化。抵抗是因最終不滿老式帝國主義的結構而發；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為綠色革命的新型滲透而起。前者本身也還受到了一個以前曾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崛起稱霸這一歷史景觀的影響，即日本在二戰初期對老牌帝國強權所取得的橫掃一切的勝利。埃裏克·沃爾夫在其寫下的不可或缺的《用世紀農民戰爭》一書裏，強調了存在於抵抗的潛能，一種革命精神的發展以及與那更加絕對蝕氣喪志的資本的社會和經濟邏輯保持某種基本距離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以如下所述的最終的曖昧性放下這一話題，即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為資本和第一世界強權在全球退敗的一個時期，但我們也能同樣容易地把它構想成一個資本借助嶄新生產技術和新型“生產方式”的全副武裝，開足馬力創新擴張的時期。現在仍需看清的是，這種曖昧性以及第三世界農業發展的更大特殊性與發達國家自身在60年代所展現的動力是否有任何對等之處。 2．他性的政治 [略] 3．題外傍話毛主義 [略] 4· 哲學的萎縮 [略] 5．符號的歷險 [略] 6．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嶺中 [略] 7.重返“最終決定性實例” 前一章中的兩破“斷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則靠近1973年——現在將作為一個框架，來幫助我們對整個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設。從第二次斷裂開始，在1972－1974年這一大致時間段內的其他一系列似無關聯的事件已表明這一階段不僅在相對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進政治層面上具決定意義，更標誌著既年代在全球意義上的正式終結。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國停止徵兵並從越南撤軍（1973年）意味著反戰運動這種群眾政治的結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機——這可大致認1969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解體算起——似乎與我們提到的另一次斷裂相關，這在下文另有論述）。而在法國，共產黨和新社會主義黨簽署的“共同綱領”（以及當時與“歐洲共產主義”有關的各種口號的走俏）似乎標誌著對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隨後的這類政治行動的一種策略性反撥。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隨著“贖罪日戰爭”的結束，石油武器出現並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以及日常生活習慣開始實行另一種打擊。與此同時，在更寬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上，那些與官方過往甚密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在美國）也開始從他們在過去的十年中所受的驚嚇和自衛姿態中回過神來，並重新開始對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還沒結束對）進行一系列大肆攻擊。列昂納爾·屈瑞林的《誠實與真實》（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響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種阿諾德姿態來號召大家奮力逆轉幼年代那種反文化的“野蠻主義”（當然，隨後他從“自戀主義文化”角度來分析診斷60年代關於“真實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樣影響很大）。同時，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種具體形式的政治經濟權力的“知識份子”卻與眾不同，開始反思越戰的失敗，以便從美國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發來提出新的全球戰略。他們建立的“三邊委員會”至少將象徵性地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誌著我們所說的“統治階級”重新得勢。同時廣為流行的一個新術語“多國公司”則是另一種症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們的，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業已意識到必須在公眾眼裏成為醒目的“歷史主體”及世界舞臺上看得見的一員——試想一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時美國政府由於插手越南而被嚴重燒傷了手指，一般是不情願再冒這類風險了。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確終結點似乎應該放在1972—1974年這個大致時間段內。但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忽略了進行分期或“加標點”的一個決定因素，而這一新材料將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層面”和“實例”這兩個概念上來；意味深長的是，它們在我們討論經濟時一直缺席。因為1973—1974年間正好經濟危機襲擊世界，其衝擊力一直影響到今天，並且給整個戰後階段尤其6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劃上一個決定性的句號。當我們在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經濟標記——1966年德國的經濟衰退及一年後其他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同樣命運——我們也陰N能更好地、更正規地用概念來把1967－1968年左右已經開始在哲學、文化、政治等層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敍述”的那樣）顯現的這第二次斷裂的意義明確化。 由於經濟“層面”本身確認了來自60年代其他社會生活層面和實例抽樣的這種分期式嬝炕A我們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開始時提出的兩個理論問題了。第一個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適應於現階段，尤其當活躍的政治範疇似乎不再與社會階級有關，而傳統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似乎總體上已陷入“危機”時。第二個則涉及某種“統一的場理論”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諸如第三世界農民運動及第一世界大眾文化（或實際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學、文化這種思想和上層建築層面，以及群眾性抵抗運動和政治實踐層面）這些遙遠的現實也陳鄍H某種條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聯繫起來。 恩斯特·曼德爾在其《晚期資本主義》一書所做的開拓性綜合將為這兩個問題同時提供一種假定性答案。這本書特別描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迴圈的一種複雜體系，而其最為人熟知的那個由經濟繁榮、生產過剩、經濟衰退及復蘇構成的7－10年週期已足以解釋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斷裂。 但曼德爾對197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敍述來自（經濟危機是一個）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週期這一更具爭議性的觀點。由於這一週期超越了個人的生理節奏和限度，顯然人們更難以親身經歷或現象學式地理解它們。這種“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這一假說的蘇聯經濟學家命名），在曼德爾看來，從18世紀迄今已曆四個輪回，具體特徵是生產技術的量子式飛躍帶來了總體利潤率的決定性提高，直到新生產過程的優勢被充分發揮並耗盡，這一迴圈才歸於結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迴圈是以電腦技術、核技術以及農業的機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產方面）為標誌的：曼德爾是從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則從戰後算起。他還認為，隨著1973－1974年間皆世界性經濟衰退，這最近一次長波的動力業已告罄。而在我們目前的討論中，這才是最關鍵的一點。 然而，這一假說的扭力不僅在於它對確認我們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種理論用途，還在於它對這最新一次資本主義擴張浪潮所作的切實分析，以及曼德爾對整個發展系列所作的一種真正馬克思式的闡釋。人們一般認為這種發展表明了馬克思理論中的“古典”資本主義已屆末日，因此需要這種或那種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理論（譬如消費社會理論及後工業社會理論之類）。 我們已經描述了新殖民主義是如何以徹底的新技術為其（理論）特徵（農業中所謂的綠色革命：新機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學肥料及植物雜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實驗），而資本主義正是以此來改變它與殖民地間的關係：從舊式的帝國主義控制到（現今的）市場滲透，摧毀了古老的鄉村社區，從而產生出一個完整的新勞工備用庫和流氓無產者階層。這些新型社會力量的戰鬥性既是農民從他們古老自給自足的鄉村中獲得“解放”的結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國家的那些更穩定但更閉塞的地區開展的自衛運動：他們已正確認識到這種比原先殖民軍隊更徹底的滲透和殖民方式，從而奮起反抗。 現在正是在“機械化”進程這方面，曼德爾將把60年代新殖民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現的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諸如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媒體社會之類的稱呼聯繫起來： 晚期資本主義並非代表了一個後工業社會，而是歷史上第一次構成一種“廣義的普遍工業化”。機械化，標準化，勞動力的過度專門化和分工化，這些過去只是決定了實際工業中的商品製造領域，現在卻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所有部門。晚期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就是農業一步步被工業化，流通領域（諸如信用卡之類）就像生產領域一樣；娛樂休閒行業如同工作組織一樣，都被工業化了。 在最後一句中，曼德爾提到了他在別處稱之為上層建築的機械化這一點，也即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文化工業滲透文化本身；媒體就是此文化工業的一部分。我們也野i以這樣來概括他的描述：從總體上說（尤其是60年代）晚期資本主義構成的是這樣一個進程：其中前資本主義最後所殘存的內、外地帶——即先進世界的內部、外部那些沒有商品化的或傳統空間的最後遺跡——現在最終也被侵佔和殖民化了。晚期資本主義因此可被描述為一個在古典資本主義中仍倖存的那些自然痕跡，即第三世界和無意識域最終被消滅的階段。於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全球範圍的體制重構。 有了這樣一種敍述，我們關於60年代的“統一場理論”也就順理成章了——我們發現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經濟、意識及文化領域，都是單一進程在起作用，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解放”和“控制”極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辯證”進程。我們現在可以最後完整地描繪一下這一階段的特徵了。 最簡單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無疑仍是大家的一種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時間裏幾乎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這個階段是一個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釋放的時期。在這方面，毛澤東的形象對（理解）這一進程是最有啟發意義的：“我們的民族像一個原子，……當這原子的核被擊碎時，（積聚的）熱能將釋放出驚人的力量！”這一形象喚起了一種真正的平民民主從舊的封建鄉村結構的廢墟上，從這些結構特徵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體中崛起。但裂變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釋放，“物質性能指”的解放會是一幅確實可怕的景象；而現在我們知道，毛澤東自己也曾在他自己發動的這一進程的終極後果前退縮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性時刻，正當“上海公社”建立時，他便下令中止摧毀黨委機構這類行動，從而有效地逆轉了這場集體試驗的總方向（現在看後果更加明顯），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導致了世界經濟危機時期社會秩序的強有力恢復和各類政權機構壓迫性力量的復興。 但現在所要面對、遏制和控制的是些新的（社會）力量，舊的方法對它記不再起必然作用。我們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個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的擴展，同時帶來社會能量的巨大解放，帶來未經理論化的新力量大量釋放的階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數族裔”構成的種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運動，有地區主義、學生、婦女運動中一批新的具有“剩餘價值意識”的鬥士，以及其他形式的鬥爭力量。這些新被釋放出的力量似乎不應屬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個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經濟結構這一古典制約因素。但這種意義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對於整個60年代來說，它僅是瞬間的客觀現實和（從80年代的高度來看）歷史幻象——也陶怞n從資本主義制度由一種基礎結構向另一種的轉換所促成的上層建築運動和遊戲這方面來解釋。60年代在這種意義上便是在以一種通貨膨脹的規模發行著上層建築的信用票據，是對黃金這一指涉標準的普遍放棄，是對不斷貶值的能指的大量印製。隨著60年代的結束，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來臨，所有那些舊的基礎結構帳單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徵將是努力通過階級鬥爭的延伸形式來使那些曾賦予60年代以無窮活力的解放力量成為無產者，換言之，（新型階級鬥爭）將延伸至世界的邊遠角落及各地方結構的最細微形態（譬如各個高等院校）。這裏的統一性力量就是今後的全球性資本主義這一新使命，人們甚至期望它會把那些抗拒這一進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體化。最終這也是對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危機，以及對其階級分析形式與60年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政會現實不相適應這一事實的解決辦法：如果“傳統”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新的歷史主體僅增的階段不再“正確”，那麼當由剝削、榨取剩餘價值、強迫變成無產者以及階級鬥爭抵抗形式構成的這些黯淡現實，全都在一個新擴展的世界規模上慢慢重獲自己的存在時——目前它們似乎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傳統”馬克思主義一定會重新成為真理。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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